寻找法律的印迹_全文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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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等天主教国家,则是新教徒们受尽了压迫和歧视。卡斯拉的儿子安东尼在大学读的是法律,但当他毕业时,有关当局却强迫他改变宗教信仰,否则,一辈子都休想取得成为法官或律师所必需的执照。在大学里,读了一脑门子“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等信条的这个年轻人,一口气咽不下,便在家里上吊自杀了。
  丧子之痛,已令卡斯拉痛不欲生,更糟糕的是,在当时法国的法律中,居然还有一条蔑视自杀者、羞辱自杀者家属、没收其家庭财产的荒唐法律。卡斯拉无奈之下,向警局提供了其子“自然死亡”的虚假证词,想逃过这一劫。
  那些猎犬似的警察们自然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可怜的谎言,因为安东尼的脖子上有一条鲜明的勒痕。但“精明”的警察们却硬是把“自杀”说成了“谋杀”,而谋杀的动机则是“卡斯拉企图阻止儿子改信天主教”。这一来,当地民众的宗教狂热便被煽动起来。法庭不问情由便判卡斯拉有罪。卡斯拉竭力为自己辩护,可遭受到的是警察们惨无人道的酷刑逼供——他的四肢被绑在一张铁床上,用绞盘拉断,灌辣椒水、鞭打,放在十字架上用铁棒毒打。打了几小时后,他被拖到一个广场上,高高吊起,当众烧死。
  两个星期之后,伏尔泰得知了这宗惨无人道的冤案。这位67岁的老人拍案而起,四处奔波,调查事件,接见受难者家属和证人,然后,他以一个非法律专业人士的身份,挥笔写下了一篇长长的司法调查报告——《卡斯拉先生之死的原始文件》,付诸出版。整个欧洲都被这宗冤案震动了,英国、俄国和波兰的国王争相捐献金钱给死难者的家属,连法王路易十五也过问了此案。最终,3年之后,冤案得以平反,卡斯拉的家属获得3万锂的国家赔偿,而施行酷刑、制造冤案的警官、法官们,也遭到了相应的惩罚。
  消息传来,伏尔泰老人又一次流出了热泪,一半是为平民的悲惨,一半是为司法的黑暗。
  从此以后,直至他84岁逝世为止,伏尔泰老人都一直地、持续地充当了一个“为民请命”的包青天、海青天的角色。他向全欧洲的知识界发出呼吁:请用学者们的笔,用学者们的良知,去“呼唤欧洲那个沉睡的良心!”去向那不公正的法律、向黑暗的旧司法制度宣战!
  他极沉痛地说道:“正是知识界的沉默,才造成了人民的不幸”,这句话虽然有点过火,但细思之下,却也不无道理。
  流连在伏尔泰那座世外桃源似的庄园里,凝视着那座巍峨壮丽的“欧洲之魂”——阿尔卑斯山高大的雪峰,遥想当年,那位可敬的老人曾在此日夜奋笔疾书,出版了一部又一部光辉的着作,去探讨和阐述自由平等、宗教宽容、人道主义、公平正义等法哲学的情景,我们真的是肃然起敬。可惜,当时许多思想家学者却对本国的司法腐败噤若寒蝉,而有些人,譬如说——卢梭,似乎对煽动下层民众搞“革命”更有兴趣,于是,日后的法国,便终于是血流成河。
  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巴黎。在巴黎蒙马特尔高地下的法国先贤祠里,我们终于找到了安息在此地的伏尔泰老人。他的雕像果然是用洁白的大理石雕刻的。他的棺木上,用法文刻着三行文字:“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
  他拓展了人类的精神。
  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而我很想给这墓志铭再加一句——“他比他的同胞们更早地知道:自由,必须用‘法治’来保障。”
  凝视着伏尔泰那尊洁白的雕像,我分明看到,这石的躯壳里面,依然跳动着一颗——“欧洲的良心”。
  选载法治的宣言:波茨坦郊外的老磨坊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理想,法官是帝国的王侯”。
  ——20世纪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
  法治的宣言:波茨坦郊外的老磨坊
  这一节,我们的世界法律之旅离开了巴黎,来到了欧洲中部的德国。
  一提到德国,世人心目中便会浮现出法西斯、党卫军、集中营、焚尸炉等可怕的字眼。无可否认,那的确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却不是德国历史的全部。事情的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较少知道的另一个方面是——在欧洲中部这片秀美的河山上,德国,自古以来,也曾是一个文化昌盛、产生过无数伟人巨星的伟大国家。不说你不知道,早在二三百年前,德国就已经悄悄地取得了两项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文明成就:一是教育,二是立法。当时的德国,教师已是最受人尊敬、收入最高的职业。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德国,已有了宪法、刑法、民法、劳工法、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完备的法律,已形成了一种“法律权威至高无上,连国王也不能违反”的法治传统。在这种伟大的传统之下,下面这个“磨坊主告国王”的故事之所以会发生在德国,那就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了。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德国首都柏林郊外的一个小城——波茨坦,来到那个世界法律史上空前绝后的经典故事发生的地方。
  风光如画的波茨坦小镇,位于柏林市西南27公里处,两条清清的小河交汇的地方。行走在小城不宽也不窄的街道上,天空是蓝蓝的,阳光是暖暖的。这里有法国式的园林,荷兰式的街道,有俄罗斯式的教堂,英国式的乡间别墅,亦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和中国式的龙塔,
  当然,也有德国式的雄伟“新宫”。但全城最值得去一看的名胜,还当数隐藏在一片密林里的那座“无忧宫”——桑苏西宫。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座着名的桑苏西宫的围墙外,1866年10月13日,普鲁士大公国(德国的前身)的国王威廉一世,在大队御林军的前呼后拥之下,也曾兴高彩烈地来到了这座行宫里。
  说起来,威廉一世,在世界史上也还算是一个声名显赫的角色。他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可以与中国的秦始皇、俄国的彼得大帝约略相比。他一上台,就马上对左右邻国发动了三场闪电式的侵略战,连战皆捷,开疆万里。当日,他正是刚打赢了对奥地利的“七周战争”,刚刚把500万人口和64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入了普鲁士的版图,然后,刚刚从维也纳大吹大擂地凯旋归来。可以想像,当时的威廉一世是多么的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想当日,阳光灿烂的日子,得意洋洋的威廉一世登上了这座行宫的顶楼。在他的身后,簇拥着一大群卑躬屈膝的大臣和一大群花枝招展的贵妇小姐。放眼望去,这座行宫的建筑式样,连同宫内的喷泉、林荫大道、草地、雕塑,都是由他的先祖腓特烈大帝在100多年前,完全仿照法国的凡尔赛宫翻版建造的。正眺望着眼前美丽的风景,忽然,一座又残又旧的大风车磨坊,映入了他的眼帘,挡住了他眺望全城的视线。这给威廉一世兴致勃勃的好心情里,投下了一道不可容忍的阴影。
  “拆掉它!”,威廉一世发出了一道阴沉的命令。
  “是,陛下!”一个大臣赶快飞跑而去。不过很快就飞跑回来:“报告陛下,拆不得,
  那是一家私人的磨坊……”
  威廉一世恼怒了:“花钱买下来!再拆!快去办!”
  “是!是!”大臣再次飞奔而去。然而,过一阵,又再次飞奔回来,气喘吁吁地报告说:“陛下,陛下……磨坊……还是不能拆……”
  “为什么?”威廉一世惊讶地问道。而答案却很简单:“磨坊主……死活……不肯卖”。
  “多给他钱!他要多少就给多少!”国王开始不耐烦了。
  “不行啊,陛下,那个倔老头儿说了,磨坊是他爷爷的爷爷留传下来的,一家人世世代代靠它糊口为生,它的价值无法计算,给多少钱也不肯卖!”
  “混账!”威廉一世暴怒了。我南征北战,攻城掠地,取人皇冠领土如折路边野花,这小小一个倔老头儿,居然敢与我讨价还价?威廉一世咆哮着:“马上派兵去给我拆掉磨坊!谁敢抗拒,就地正法!”
  一大队御林军应声蜂拥而去,铁蹄踏处,老磨坊顷刻被夷为一片平地。
  事态发展至此,这样的一桩小事,这样的一个结局,在我们许多中国人的眼中,是完全正常的一件事。强权一定胜于公理!鸡蛋一定碰不过石头!磨坊主老头敬酒不吃吃罚酒,有“权利”可以出卖而偏不肯卖,那纯粹是他个人不识抬举、不识时务、不会见风转舵地做人,最后落了个鸡飞蛋打、流落街头的命运,除了怨自己,还能怨谁?但德国人,就不是这样想的了。
  “国王竟然如此胡作非为,这个国家到底还有没有天理?”那个又穷又倔的磨坊主老头,一边蹲在旧磨坊的废墟上,老泪纵横,一边向过往的人们大声控诉。很快,废墟旁便引来了一大群民众,个个都义愤填膺地议论纷纷——
  “这样蛮不讲理,完全是违反宪法的!”
  “可他是国王呀!”
  “国王就可以随便侵犯老百姓的权利吗?”
  “国王就可以不遵守宪法,那国家的法律还有什么用?”
  “告他去”!“对!告国王”!“控告国王!”
  金光灿烂的无忧宫外,秋风黄叶,顷刻间化作了一场昏天黑地的风暴。
  现在,追寻着当年成千上万波茨坦市民游行队伍的脚步,我们来到了德国的首都柏林最高法院的门外。在波茨坦市民高呼“告国王”的口号支持下,磨坊主老头就在这里,郑重地向普鲁士最高法院呈递了一份古往今来破天荒第一次的“民告国王”的起诉书——被告人:国王威廉一世;事由:利用职权擅拆民房;要求:赔偿一切损失!保障国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利!
  起诉书一出,整个普鲁士震动了,整个德意志也都惊动了。小市民告大国王?整个欧洲,都在注视着这宗世界法律史上第一宗、也是空前绝后的一宗“王事案件”的审判。
  开庭审判的那天,据说,柏林最高法院的旁听席上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但被告席上却空着,骄横的国王拒不出庭,也没有派律师代表前来应诉。可这并不妨碍审判的照样进行。
  当原告磨坊主老头向法官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后,旁听席上爆发了雷鸣般的怒吼声:
  “赔偿!赔偿!赔偿!”
  对这宗案情极其简单、事实一目了然的民事小案子,最高法院的三位大法官面面相觑,
  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但正义女神的雕像,就矗立在法院的门外,雕像背后的那句格言,还铭刻在三位法官的心头:“为了正义,哪怕它天崩地裂!”三位法官最后终于统一了意见——“法官只有一个上司,那就是法律!法官只忠于一个上司,那就是法律!”他们毅然地一致裁定:被告人因擅用王权,侵犯原告人由宪法规定的财产权利,触犯了《帝国宪法》第79条第6款。现判决如下:责成被告人威廉一世,在原址立即重建一座同样大小的磨坊,并赔偿原告人误工费、各项损失费、诉讼费等等费用150大元。”
  铿锵有力,大快人心!欢呼而出的人群几乎挤破了法院的大门。
  骄蛮的威廉一世接到这份判决书时,一双手,竟不由地颤抖。此时此刻,他才醒悟到:如果他藐视法律,人民就会藐视他这个皇帝;如果他胆敢与法律为敌,那人民就会愤怒地与他为敌。经过一番痛苦的权衡之后,威廉一世不得不向法律低头,完完全全,一一按法庭的判决书去照办。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连国王也不能例外。
  一座崭新的磨坊又矗立在桑苏西宫墙外。
  150大元也送到了老头儿手上。
  磨坊主告国王的案例,终于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徘徊在柏林最高法院的法庭内,回想着这个130多年前的惊世奇案,真不由我们不感慨万分。西方人有事情就找法院,而中国人受欺侮则只会找中央电视台。中国人的衙门往往是官官相护,而西方人的法官是法不容权。这一切,真不由我们不惊觉,原来,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还真的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地方。在这个西方法律的经典案例里,可以说,是集中了西方法治精神的多个元素精华:那个又穷又倔的磨坊主老头,是在循法律的途径,去维护他的个人权利;波茨坦的市民们,不是发动战争**而是到法院去列队游行,用和平的方式,去捍卫这个国家的法律正义;三位大法官,则是在兢兢业业地履行“司法独立”、“公平正义”的司法原则;而国王的“权力”,最终还是要受到人民的“权利”和法律的“权威”的约束,这就明明白白地向世人展示了“法律权威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什么叫法治?这就是!
  从上到下,人人都要依法办事,这才叫法治。
  至此,“磨坊主告国王”的故事似乎已经讲完。但且慢,据说,出乎所有人意料地,这故事还有一段极之感人的后话……
  那是在官司打完的几十年之后了。那时候,骄横的国王威廉一世,与倔强的磨坊主老头都已经先后去世,尘归尘,土归土了。威廉一世的孙子,已当上了德意志的第二个皇帝。而当年磨坊主倔老头儿的儿子,也默默地继续当他的第二代磨坊主。不过,他也快变成一个老头儿了。那座由法院判罚威廉一世重建的新磨坊,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打,也开始变得有点残旧。老人、孩子、旧磨坊,加上生意萧条,风雨飘摇,第二代磨坊主老头面临着倒闭破产的困局。在万般无奈之下,他猛然想起了这一宗陈年旧官司。他咬咬牙给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信,表示想将上一代未达成的交易,由这一代来完成,即把这座旧磨坊出售给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接到信后,却非常认真地反复思考了整件事的前前后后。他认为,这件事既表现了德国人民的法治传统,同时,又表现了威廉一世尊重法律的理性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旧磨坊,可说是德意志全民族的一座丰碑。因此,再三思考之后,他亲自提笔,给磨坊主写了一封回信,随信赠给磨坊主6000大元,让他渡过生活的难关,并劝他好好保存着祖先遗留的产业,也为德国保存着两家先辈所遵守的那种法治精神。收到威廉二世的信和钱之后,第二代磨坊主老头感动得热泪盈眶。他遵照皇帝的愿望,把钱用来对旧磨坊进行了大力的修葺,让它能容光焕发,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时至当日,我们来到这柏林郊外的小镇,在桑苏西宫的围墙外,我们仍然能看到这座名闻遐迩的老磨坊。在历经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炮火硝烟、风风雨雨的冲刷之后,它依然是那样地容光焕发,历久弥新。它就像那个小小的磨坊主老头一样,虽不高大伟岸,但却坚强倔强,一任年年的风吹雨打,始终不屈不挠地,矗立在金碧辉煌的桑苏西宫围墙外。
  微风吹来,树林沙沙响。在悠悠的蓝天白云下,在丹枫黄叶的掩映中,这座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老磨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知疲倦地,仿佛还在向我们诉说着这个“民权、法治”的古老故事……
  选载“缓刑之父”:波士顿鞋匠的爱心
  “只要有一种慈善的力量做引导,就能使罪犯为公共福利服务。”
  ——18世纪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
  “缓刑之父”:波士顿鞋匠的爱心
  波士顿城,素有“美国的雅典”之称。
  位于美国东北海岸的波士顿,是建立在麻省(马萨诸塞州)一个伸出大西洋海湾的半岛之上的“岛城”。漫步在波士顿街头,只见市区小巧玲珑,房舍精美。她不像洛杉矶那样辽阔分散,也不像纽约那样高楼林立,疯狂动感,但这里,处处闲适之中,却处处透露出一种大气——五步一草坪,十步一园林,无论你走在哪条街上,拐两个弯,透过那丛丛绿树,你总会看到那无处不在的滔滔海景。风光之优雅和美丽,我觉得犹在真正的雅典之上。
  这种令人羡慕的优雅和大气,其实,是同波士顿的历史与生俱来的。1620年,当美洲还是一片荆棘丛生、美洲豹出没的荒蛮大陆时,美国人的第一船犯人祖先就乘坐一艘叫“五月花号”的三桅帆船,漂洋过海,来到了这里以南的海面上。透过茫茫的大雾,遥望着这片洒满金色阳光的新大陆,那102名长期被压迫侮辱的城市贫民与农夫们,禁不住心情激荡,相互拥抱,共同立下了一个誓言——从此刻起,不分国籍,不分种族,无论贫富、不分贵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凭自己的双手,在这片自由的新大陆上,开创我们自由的新生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那篇着名的《五月花公约》,而“自由”、“平等”,则从那一刻开始,就成为了公认的“美国精神”。
  此后不久,此地便崛起了一座波士顿城。成千上万来自英国及欧洲各国的流亡者们,拖儿带女,投奔怒海,纷纷涌到这座城市。于是,这里便诞生了美国的第一家铁匠铺、第一家毛纺厂、第一座灯塔,也诞生了美国第一所中学和大学——哈佛、美国第一张报纸——《基督教箴言报》、第一所公共图书馆、第一条地铁、第一家歌剧院……后来,在此地的列克星顿小镇上,波士顿人更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
  今天,波士顿城仍保留着昔日众多值得自豪的历史遗址。从市政厅大楼前的广场上开始,有一条地面印着红漆路标的历史遗址观光线路,沿着这条曲折蜿蜒几公里的“自由之路”行走,你就像在浏览着200多年前美国的先民们一页页光辉的奋斗史。
  但我们今日来到波士顿,不是来追寻美国人往昔独立、自由的革命激情,而是要来追寻人性中最宝贵的一面——感恩、仁慈、爱心的一面。说起来,今日风行美国的“感恩节”还是波士顿人的一个发明哩。话说当年,当“五月花号”那102名新移民在异乡的土地上饥寒交迫、濒临死亡的时候,幸好得到印第安人热情的帮助,教会他们种植玉米、南瓜、打猎、捕鱼,使一半移民能够侥幸存活下来。次年秋天,喜获丰收的白人们,用自种的玉米、南瓜和捕猎的火鸡大排筵席,来答谢印第安人,90名印第安人则带了鹿肉、大火鸡前来联欢。双方吃喝玩乐、围着篝火唱歌、跳舞、摔跤、比武,一连狂欢了三天,以后,年年如此,便成为了美国一个独特的节日,名为“感恩节”。在这个节日里,家家户户都要大吃火鸡和南瓜馅饼,以感谢当年印第安人的救命之恩。或许,正是因为在这种传统的熏陶下,波士顿,才得以产生出了又一个充满爱心的故事——“缓刑之父”的故事?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波士顿法院的门外。160年前的一个早晨,一名波士顿的补鞋匠,那位又穷又老、无亲无戚的老鞋匠约翰·奥古斯都,像我们现在这样,怀着参观的目的,走进了这座庄严的法院。
  约翰·奥古斯都的工作地点就在法院门外的大街上。他在大街上摆个小摊,为过往行人修补皮鞋、缝线、钉掌,把皮鞋擦得乌亮,就仗着这门“为人民服务”的手艺,他的日子过得无忧无虑。
  在法院开庭审判的时候,通常都是人们行色匆匆、没有什么顾客的时候。这时候,枯坐无聊的约翰,往往就会把小摊子收起,随着人流进入法院,去观看各种案件的审判。据说,他很喜欢观看庭上各种人物的表演,喜欢看辩护律师的机智谈吐和雄辩滔滔,喜欢看陪审团正襟危坐、全神贯注的样子,喜欢听法官们语重心长的结案陈词,也常常为各种案件中那些不幸的人们而担忧。
  1841年8月,有一日清晨,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年轻人被带了进法庭。约翰凭着那双“阅人多矣”的锐利眼睛,一眼就看出这又是一个在公共场所酗酒闹事者。那时候,在麻省的法律中,“酗酒闹事”只是一种轻微的罪行,一般来说,被告人只需交付一笔保释金,便可判决在“监外守行为”一年。但如果被告人没钱交保释金呢,那等待着他的,毫无疑问,就只有那冷酷的铁窗。在那种小偷扒手、抢劫犯、qiangjian犯、诈骗犯云集的“监狱大学校”里关一年,即使原先是一个100%的纯洁青年,出来时,也十之八九都学坏了,变成了一个对社会充满怨毒、对法律充满敌意的职业罪犯。约翰·奥古斯都在这法庭上,便见过不少这样的例子,当他看着眼前这个被带进来的年轻人眼里还闪现出一种惶恐、不安之意的时候,一股恻隐之心便止不住地涌上心头。
  于是,约翰走到这个年轻人的身边,悄悄地和他交谈起来。那醉汉带着极为内疚的心情向他说:他本是一个机器维修工人,有一手良好的钳工技术,有一个女朋友,还未结婚,但女朋友已经怀孕了。他不想进监狱,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不想让孩子一出生便要去监狱探望爸爸,……如果能不入狱,他将保证一生戒酒,好好工作,重新做人……但,他现在的困惑是,他没钱交保释金。约翰对这个年轻人充满了同情,他暗暗思忖:这个青年人还有希望,于是,他毅然地向法官表示:愿作他的担保人,保释他出去。
  约翰·奥古斯都这种古道热肠,深深地打动了法官。而且,那时候的波士顿,犯这类轻微罪行的犯人也实在是太多了,一来监狱有人满之患,二来,正如刚才所说的,一进监狱,使好人也会变坏,全世界从来如此,不思改进的监狱司法制度,正徒然地为自己制造着更多的敌人。如何去解决这个棘手的司法难题?那法官灵机一动,同意了约翰鞋匠的请求。他下令:被告人延期三周审判,三星期之后再回到法庭上来,法官到时将视具体情况而作出最后判决。
  鞋匠和法官的灵光一闪,便终于开创出美国法律史上一个全新的思维——“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新局面。
  三星期后,约翰鞋匠亲自陪同被告人返回法庭。这时,以前那个蓬头垢面的醉鬼,据说,已经变成了一个容光焕发的年轻人。约翰鞋匠只读过两年书,但据说,他用他不多的文化努力地写了一页纸的书面报告呈交给法官,上面写着:他——约翰·奥古斯都,以上帝的名义发誓作证,证明这个年轻人三个星期以来滴酒未沾,一直是勤奋地工作,空余时间还去照顾社区的孤寡老人。作出证词的,还有这青年所属街区的片警和教堂的牧师,他们的证词与约翰鞋匠所说的基本一样。法官一见大喜,当场宣布释放被告人,并象征性地对被告罚款1分钱。那个年轻人紧紧地拥抱着约翰鞋匠,喜极而泣。据说,从此以后,这个人终生不再饮酒,变成了一个守法勤劳的好公民。
  一个补鞋匠的爱心,却深刻地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同时,也极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司法制度的文明进程。此后的17年间,约翰鞋匠共为2000多人作过“缓刑担保人”。他与这些贫穷无助、偶犯过失的犯人们交朋友,帮助他们找工作,鼓励他们改过自新、照顾家庭和邻里。当缓刑期满,鞋匠约翰都总是亲自陪同被告人出庭,也总是亲笔向法官提交一份报告,描述被告在缓刑期间的表现。而法官也往往很相信他的报告,对表现良好的被告人,通常也是遵循先例——象征式地罚款1分钱便予释放。不久,麻省正式通过一项法律,在州司法部之下成立一个“缓刑司”的机构,来推广这种“仁心仁术”的新刑事司法制度。不出几年,全美国30多个州也纷纷效法麻省设立“缓刑司”,而鞋匠约翰·奥古斯都,则无意中,成为了全美国的“缓刑之父”。
  波士顿又一次创下了一项“美国第一”。而小人物,又一次为法律事业做出了大贡献。今日美国,全国535万名犯罪人员中,据说是有近60%是采用“缓刑”方式来进行教育和改造的。而除了“缓刑”之外,美国司法界还发展出了一系列诸如假释、赔款、强制治疗、重返社会教育、少年犯训练营、社区内改造犯人等多种人道主义的司法方式。每当回顾这一切进步的时候,人们便不禁以满怀尊敬的心情想起那位又穷又老的波士顿鞋匠——约翰·奥古斯都。
  站在鞋匠约翰当年摆摊子的地方,我想,这儿,应该有他的一尊塑像,起码,也应该像好莱坞星光大道那样,在人行道上为他镶嵌一颗星星,为后人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
  选载“自由无价”:夏威夷的椰树为何不结果
  “没有理性,就没有规则。法院的正常任务是不仅阅读法律,而且要根据目的和理性来实施法律”。
  ——20世纪美国法学家卢埃林
  “自由无价”:夏威夷的椰树为何不结果?
  信不信由你,在美国,“民告官府”的官司,十之八九会是民胜官败。因为在美国东西海岸及南部各州10多个城市走马观花一轮之后,我们已深深地体会到:在美国的法律中,有一种“民权至上”、“自由至上”的独特法学精神。
  现在,我们的世界法律之旅又离开了美洲大陆,飞越重洋,来到了太平洋上的夏威夷。
  夏威夷群岛,这块绿色的翡翠,是孤悬海外的美国第50个州。这里地处太平洋中部,属湿润的海洋性气候,常年气候温和,鲜花盛开。其首府所在地瓦胡岛,即中国人称的檀香山,更是海岸蜿蜒,沙滩辽阔,水清沙白,椰林婆娑,年年都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少游客。
  在这个被誉为度假天堂的海滩上,有着名的“两多”。其一是美女多。此地是举世闻名的与美国迈阿密、澳洲墨尔本、巴西里约热内卢齐名的“世界四大海滩”之一,海滩上,日日是美女如云。其二便是椰树多。层层叠叠,青翠碧绿的椰林,与白浪沙滩依依相伴,连绵数十里,异国风光无限,令各国游人,流连忘返。
  不过,我们来到这里着名的维基基海滩后,在沙滩上、椰林下,惬意地漫步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这里的椰树不结果!
  难道这里的椰子树都是无果树?一问人,非也。原来,在这片无果的椰林背后,又隐藏着一个曾轰动一时的“民告官”的法律故事。
  据说,夏威夷的椰树们,本来也与全世界所有海滩上的椰树们一样,是果实累累的。清甜的椰子汁、硕果繁花的椰子树,也曾是这旅游胜地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优点。但自上个世纪60年代的某一天起,一宗偶然的“椰子夺命案”发生后,从此,却使夏威夷的椰树们改变了命运。
  原来那一天,一名美国游客正心旷神怡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享受着清凉的海风,欣赏着怡人的美景。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把一个熟透了的椰子从20多米高的树上吹落,不偏不倚,直击那游客的天灵盖。
  那不幸的游客当场就被椰子砸得眼冒金星,跟着就是两眼发直。待其他游客发现不妙,叫来护滩使者、救护车的时候,那可怜的游客已经是一命呜呼,魂归天国。
  “夺命椰子,偷袭度假天堂”。当地的报纸电台对这起意外事件,起初并不愿意大肆炒作,只是出于职业的道德,在新闻报道节目的末尾,小心地提醒一下旅游者:沙滩椰林是个浪漫的好地方,但当你正在欣赏美女或正被美女欣赏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椰子!
  事情至此,并没有任何人、任何团体对这件从天而降的灾祸感觉良心不安,也无任何人想过要从这宗偶然的悲剧里再检讨些什么和做些什么,更没有谁想过要去告谁或与谁打官司。本来就是天灾人祸,谁之过?告椰树?告海风?告护滩使者?真的是不可思议。人们可思议的,只是又一次觉得人生无常,为死者、为生命的脆弱,略感到一丝的悲哀而矣。
  不过,死者的一位亲属痛定思痛,忽然就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
  此人是死者的弟弟,是华盛顿州一个精通民事诉讼的大律师。他突然接到哥哥的死讯后,就匆匆飞赴夏威夷办理后事。在事发的海滩上,他到处打听:这椰树的主人是谁?当许多人告诉他,这片椰树是属于州政府的时候,他就作出了一个决定——控告州政府!
  一纸诉状入禀夏威夷州法院。这宗“椰子夺命案”终于轰动了新闻界。三个月后,法院开庭,据说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挤满了旁听席。
  沿着一条鲜花盛开、椰林夹道的大马路一直行,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夏威夷州法院的门外,当年那宗“椰子官司”就是在这幢洁白的砖木结构的大房子里面进行。在法庭上,死者的弟弟提出了起诉州政府的理由:夏威夷旅游度假海滩,是公共海滩。海滩上的椰林,也就属公共的物业。对这个公共娱乐场所的一切公共设施如沙滩、泳场、道路、沟渠、路灯、厕所、篱笆以及椰子树等一切花草树木,负直接管理责任的,是夏威夷州政府。凡因这些公共设施的失修、失管而导致游客的人身伤亡事故的,夏威夷州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管理失职责任,都要承担对死伤者进行经济赔偿的义务。而生命何价?生命本来是极宝贵的、无价的,况且死者本是个成功的商界人士,生前经营着一项很大的生意,所以,要求州政府向死者家属赔偿一个天文数字——1亿美元。
  被告人——夏威夷州政府的代表律师在反驳原告时,据说曾用了一句中国的古语:“天灾人祸,各安天命”。第一,州政府在处处椰林都竖立有警告牌,警告游客要小心椰子,对游客已经仁至义尽。第二,此次事故纯属偶然,某时某地某人,躺在某个熟透了的椰子底下,刚刚好又有某阵海风吹来,种种自然现象综合作用下,产生了一种无法预见的“不可抗力”。按惯例,从来没有任何人要为“不可抗力”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因此,州政府一分钱也无须对死者赔偿,要怨,便只有怨天。
  原告人即刻反驳:州政府单方面竖立的警告牌,完全是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游客花钱来旅游,这里不准近,那里不准游,这消费者的权益何在?游客的自由何在?至于辩方律师的“不可抗力”说则更荒谬。所谓“不可抗力”,是指无法预见或即使预见了也无法对抗的自然力量,如火山、地震、飓风等等,而椰子由高空坠落的力绝对不属于“不可抗力”。夏威夷遍地是椰林,遍地是游客,日日有海风,日日有椰子坠下,时时刻刻都有搞出人命的危险。州政府竖立警告牌,这就证明他们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危险,并非什么“无法预见”。问题就在于,州政府虽已预见到了危险,但并没有尽职尽责地积极去清除这个危险,而是采取限制游客自由的消极方式去敷衍塞责。花大量广告费招来了大批游客,而又任由千千万万个“椰子炸弹”悬挂在他们头上,出了伤亡事故,就以“早已警告”4个字而将责任一推六二五。这不是玩忽职守,漠视公民的生命、权利、自由,又是什么?
  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唇枪舌剑,激烈争锋。三个多小时后,轮到一直在冷眼旁观的大法官出来收拾残局了。
  说起来,美国的法律形式与中国的法律形式真有很大的不同,而美国法官扮演的角色与中国法官担任的角色也很不一样。中国的法律是成文法,美国的法律既有成文法又承袭了英国的判例法。成文法的特点是“按条条判”,而判例法的特点则是“遵循先例”。但这宗“夺命椰子”的案件,却是美国史无前例的案件。既然无任何先例可遵循,那就惟有凭法官的良知去处理、去“自由裁量”。在这里,法官的学识与良知对法律的影响真是举足轻重。他的屁股是坐在“官”一边,还是坐在“民”一边?还是不管官与民,只坐在自由、正义一边?判词一出,可能决定了整个美国今后同类案件的审判路向。
  而同时,在这种无条文可依而仅由法官作“自由裁量”的司法方式下,通常,都要由法官向控辩双方作一个结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判而不那样判,这样判的依据是什么,目的、作用又是什么什么……,这样的结案陈词,往往就是一篇优秀的、深思熟虑的法理学论文。而法官的最后开口,往往就是一堂精彩通俗的法学普及课。
  现在,法官大人终于开腔了。
  “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大法官一开口,就坚定地站在了“自由”的一边。
  一如既往,法官在未作判决之前,照例给法庭上所有当事人、旁听者们上了一堂语重心长的普法课。他洋洋洒洒地说道:“自由至上”,是美国立国的根本!是美利坚民族自开天辟地以来一贯珍视的民族传统,它代表了美国文化一贯的精神,而由美国宪法明文加以确认。夏威夷州政府因管理失职而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使宪法精神蒙垢,致游客死亡,理应判罚,对死难者家属作一个合理赔偿。这对所有政府官员来说,都是一次深刻的“小惩大诫”。而死难者家属索赔1亿元,则属过分要求。最后他宣判:判罚夏威夷州政府赔偿原告人——1000万美元。
  判词一出,舆论大哗,有批评,有赞扬,法庭上的众生相,真的是各自各精彩。州政府当然不服,他们花了几年时间去层层上诉。但想不到,各级法院却众口一词,维护夏威夷州法院的一审判决。老实说,在这一宗纯民事的案件中,侵权方对受害方的赔款数额多少,实在还是一个可以见仁见智、讨价还价的问题。但各级上诉法院的法官们首先考虑的,却不是金钱问题,而是如何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因此,他们无一例外,都坚定不移地、完全地维持了原判。换言之,全美国的法官都在誓死捍卫美国宪法中“自由至上”的法律传统。最后,州政府只有向法律低头,乖乖地赔付了1000万美元。
  官司打输了,但麻烦又来了。据说当时,夏威夷许多游客一听到官府赔偿1000万美元的消息,便纷纷跑到沙滩椰树下,守株待兔地等着椰子来砸自己。他们日日夜夜仰天祷告:“椰子啊,快点落下来砸死我吧”!州政府一看不妙,既不能赶走游客,又不能把椰子树都砍了,苦思之下,惟有马上成立一支专业队去砍椰子。所以,从那时开始,自这件“民告官”的案子胜诉即日开始,夏威夷海滩上的椰树便不再结果。
  选载二十一世纪:“沉默权”风云再起
  “在立法上,应当允许沉默权,而又要鼓励犯罪嫌疑人陈述,以利于查明案情,即采取‘沉默不从严,坦白要从宽’的政策。”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光中《论中国刑诉法与国际准则接轨》
  二十一世纪:“沉默权”风云再起
  从来没有一项司法规则,会像“沉默权”规则那样,在国际司法界中备受争议而又戏剧性地gaochao迭起了。
  早在20多年前,在世界上最早创立了“沉默权”的国家——英国,由于受到爱尔兰共和军恐怖主义组织的频频袭击,便不得不开始去正视和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沉默权”,是否应该修理修理了?于是,在英国,一项名为“有限沉默权”的刑诉司法新规则,便终于应运而生。
  什么是“有限沉默权”?英国缘何会遭到恐怖主义的困扰?看来,这故事还得要从头说起。
  在烟波浩瀚的北大西洋海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上万个美丽的岛屿。其中,距离英伦三岛西面不远,有一个面积约只有不列颠岛1/3的小岛,名叫爱尔兰。
  中国素来有句古语,叫做:“远亲不如近邻”。但英伦三岛与爱尔兰这一对邻居,却自古以来就是一对不共戴天的冤家。
  我们的世界法律之旅,现在就来到了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
  虽然风光极其优美,但今天却依然贫穷落后的爱尔兰,在它千余年的历史上,最显着的特点便只有三个:音乐、宗教和苦难。千百年来,爱尔兰的“踢踏舞”风靡全球,而都柏林,则一直是享誉世界、比美维也纳的“音乐之都”。但千百年来,爱尔兰却一直被其紧邻的英国地主们无情地劫掠、压榨和tusha,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与英国新教的宗教冲突,种种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交织在一起,很不幸,令爱尔兰民族的血液中,世世代代,遗流下一种对英格兰人无穷无尽的仇恨。
  更为不幸的是,历史曾无数次地证明过:那些贫瘠落后而又充满仇恨的山沟里,长不出奶牛和蜂蜜——即公平、正义、博爱等人类最伟大的理想;相反,却可以盛开出遍地如火如荼、美丽而有毒的罂粟花——恐怖主义。历史上,爱尔兰对英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可说是源远流长了,虽然,你可说一手播下了这些邪恶种子的英国人是自食其果,但当年,爱尔兰共和军游击队策划的无日无休的汽车炸弹、街头枪战、绑架暗杀、残害无辜等暴行,却实在也为全人类的文明所不容。
  恐怖主义是对全人类生命和良心的藐视!恐怖主义是对全世界秩序与和平的挑战!于是,近十余年来,英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钟摆,便从历来的偏向“保护公民权利”的那一边,开始反过来,向有利于“打击犯罪”的那一边倾斜。
  追寻着历史的足迹,我们的法律之旅现在又来到了伦敦。
  1988年,英国政府就以“沉默权严重阻碍犯罪调查”为理由,通过了一项《刑事证据法令》,对沉默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重大的限制。例如:假若在嫌疑人身上或住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或痕迹,又或者嫌疑人被发现在犯罪现场或附近,而他又不肯解释原因时,法庭都可以据此法令,而作出对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推断。
  “一国两法”?此《法令》一出,全英国马上出现一片激烈反对的声浪。当时,人们曾普遍担心,“限制沉默权”会导致警察暴力的滥用和冤假错案的增多。但在恐怖主义分子一片激烈的枪声、爆炸声中,慢慢地,支持“有限沉默权”的呼声便终于占了上风。1994年11月,英国议会,这个一贯以保守着称的立法机构,终于毅然决定对英国发明的沉默权规则,进行一次颇具现实性的改革。当时,在大笨钟下的这座英国议会大厅里,英国上议院曾以大比数票数通过了一部《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该法律,把《刑事证据法》中关于限制沉默权的4条条文,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明列在它的第34至37条中。
  对此举热烈欢呼的,自然是英国广大的司法警员,还有,许多蒙受过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惨祸的受害者和被害人的家人。
  但,打那以后开始,欢呼过后,英国的警察、法官们便要比别国的同行们多了一点麻烦,即:当他们一方面要“依法”向被告人宣读“你有权保持沉默”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要“依法”向被告人说明——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你“保持沉默”便即是有罪——“您自己看着办吧”!
  英国对沉默权规则的这一重大改革,不可避免地在国际法律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广泛的批评。许多法学家批评它转移了举证责任,损害了“无罪推定”的人权原则,并批评它容易导致警察权力、暴力的滥用等等,有的法学家更悲愤地说:“沉默权这一古老的文明,将被消灭于曾诞生了它的那个国家!”而这时候,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更是趁机起哄,把英国政府告到了欧洲人权法院。一时间,欧洲法学界的空气变得紧张起来。
  1996年2月8日,欧洲人权法院接到了一宗英国人默里(murray)诉英国政府的上诉案。上诉人默里称:北爱尔兰地区法院依照英国那部限制沉默权的“恶法”,对他被拘捕审讯期间“保持沉默”的行为,作出了有罪的推论和判决,是对《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公正审判)明显的违反和侵犯。
  欧洲人权法院本来对英国的“限制沉默权”也颇有微词,但出于审慎的考虑,却也不愿公开站出来对这一项改革说三道四。现在,默里的起诉,却把人权法院逼到了墙角!经过激烈的争议,欧洲人权法院十二名大法官最后以7∶5的多数票作出了一项巧妙的裁决,判决书说:即使英国法官对嫌疑人的沉默作出了“不利的推断”,也并不构成对《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保证被告人能得到公开、公平、公正审判的权利”——的侵犯。“默里诉英国”一案,就此被连消带打地驳回。
  “限制沉默权是否等于侵犯了人权?”,对这一个尖锐的问题,欧洲人权法院终于给出了一个“不等式”的“说法”。
  尽管世人对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批评为“模棱两可”,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至此,英国“限制沉默权”的改革,看来,是已成功地经受了一次挑战和考验。
  或许,英国司法改革的这一小步,日后,又势必会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一大步?
  有趣的是,英国这边才刚刚风平浪静,而美国那边,“沉默权”问题却又风云再起。
  风波的源头,来自于一宗着名的“迪克森诉合众国案”。
  查尔斯·迪克森是一个银行抢劫犯。1997年,他经不起几个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