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法律的印迹_全文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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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载耶城访古:所罗门的“智慧”
  “以色列人呵,你们要持公平如静静湖水,主正义如滔滔江河”。
  ——公元前8世纪犹太先知阿摩司语录
  耶城访古:所罗门的“智慧”
  追随着摩西的足印,我们的世界法律之旅,来到了死海之滨这一片神奇的土地。
  摩西死后,长期在沙漠中漂泊流浪的以色列人,终于又回到了他们的故乡——迦南。不过,现时占据了此地的腓尼基人,已把这地方改了个新名字,叫做“巴勒斯坦”。
  据说,在进入巴勒斯坦境内的时候,以色列人家家都抬着一个木匣子。匣子里面装着刻有“摩西十诫”的小石版——一份与上帝的契约,故称之为“约柜”。当他们重新定居下来之后,他们很快就依据这份“人神契约”的精神,发展起一整套完备的犹太教规和一部着
  名的《犹太法典》。于是,继《汉谟拉比法典》诞生后,在亚洲,又出现了第二个“法治”的国家——以色列,而它的首都,就是那座夹在死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千古名城——耶路撒冷。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座饱阅沧桑的古城里,来寻觅那昔日法律的故事。
  “耶路撒冷”四个字,迦南语的意思就是:“和平之城”。但颇俱讽刺的是,从古至今,耶路撒冷,却实在与“和平”二字相去甚远。由于这里地处一个古代世界的交叉路口,列强争抢,宗教互攘,此地的战火,竟一直燃烧了差不多5000年!一座小小的、面积仅1平方公里的旧城,竟然同时矗立着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多座金碧辉煌、至高无上的圣殿,这便叫这座古城,如何去承载这生命中无法承受的沉重?
  “客来空吊古,悲泪落清笳”。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来寻觅那法律的足印——所罗门王的足印。但没想到,历史之手,却兜兜转转地依然把我们引领回那堵着名的“哭墙”面前。
  相传,在距今近300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中出现了一位着名的君主——所罗门王。所罗门的时代,是犹太民族有史以来惟一的繁荣富强的黄金时代。他曾用了7年的时间,为耶和华建造了一座壮丽无比的大神殿,这座神殿的位置,就坐落在今天耶城东北角的圣殿山上。
  据历史记载,这座圣殿高踞山巅,坐西朝东,气势十分雄伟。神殿大门和所有的廊柱、天花、门窗全部镶金,灯具、祭器和供奉“摩西十诫”的“约柜”也全部用纯金制造。神殿外边的院子里,有100个种满莲花的金边水池。神殿落成之日,盛大的庆典持续进行了两个星
  期!而所罗门,就日日来到这神殿里,在橄榄树的浓荫下,为全国臣民主持正义,开庭审理各类案件。
  据说,所罗门在继位之初,就曾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帝能赐予他当一个好国王所必需的好品质。于是,耶和华便拿出了四样东西给他挑选。所罗门从“长寿”、“财富”、“复仇”、“智慧”中仅挑了“智慧”,于是,上帝便赐给了他一个谨慎而又聪明的心灵。
  从此,所罗门断案之神能,破案之智慧,裁判之公正,便在西方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佳话。
  下面这一个故事,就是3000年前发生在此地的一个经典的法律故事。
  据说,有一天,所罗门端坐在大神殿里的审判席上,有两个妇女抱着一婴儿上殿来,哭哭吵吵地向他陈述一个案件。其中妇女甲指着妇女乙说:她们二人,住在一起待产。她(甲)生下一个男婴的第三天,而她(乙)也生下了一个儿子。
  当晚,妇女乙不慎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惊痛之余,妇女乙竟然趁夜深人静偷偷把两个孩子掉了包。妇女甲醒来发现怀中孩子已死,惊魂甫定后,仔细一看,她才发现,这死婴并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
  妇女甲陈述未完,妇女乙就激动地向所罗门抗辩道:“不!她说的是假话!死去的才是她的儿子”。而妇女甲则更激动、更大声地说:“活着的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二女争子,吵个不可开交。这件天字第一号的奇案,一时间也难住了所罗门。
  在所罗门的那个时代,医学上还未发展到验血认亲、dna亲子鉴定的地步,而同时,本案又丝毫没有其他的人证、物证来可供参考。只见所罗门沉思良久,突然睁开眼睛,发出一个简短的命令:“拿剑来”。
  甲乙二女大吃一惊,拿剑来干什么?所罗门说:“把婴儿切开两半,一人一半”。此时,妇女甲失声痛哭:“国王呵,把孩子给她吧,我宁可不争了,请不要杀孩子!”而妇女乙则恶狠狠地说:“好呵,我既不能得到,她也不能得到,干脆一刀两半,把孩子杀了吧”。
  此时,真相大白。按人之常情,只有亲生母亲才会委屈自己,来保存孩子的性命,于是,所罗门作出了一个千古传诵的判决:“把孩子交给妇女甲,她才是真正的生母”。而狠毒的妇女乙,则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
  这个英明判决在世界各地流传了将近3000年,使所罗门成为了西方世界妇孺皆知的一个司法正义的守护神,其名声,甚至远远超过我们中国的包青天。当然,如果用现代法治的原理和观点来看,所罗门这一司法行为显然是大有问题的。他首先是触犯了法律,即违反了“摩西十诫”里“不可妄杀人”这一条;其次,他的恐吓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大的戏剧性效果,则全因为妇女甲乙以及全体以色列子民都知道,他手上确实有“切开婴儿”而无须经任何司法程序批准的权力。这种“法治”,其实还是一种“权力至上”的“人治”,充其量,它只
  是一种“形式法治”,而远非我们今天所追求的那种“法律至上,连国王也不得违反”的“实质法治”。但在那个遥远的古代,在那种完全没有事实证据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能积极创造条件、克服困难、去实现司法公正的审判官,所罗门的智慧,确实是值得千秋万世的景仰。
  但今时今日,这座所罗门曾坐堂审案的犹太教第一圣殿究竟在哪里?我们在圣殿山上徘徊多时,却找不到它的影踪。一问人,却被告知,原来,它的废墟就在那堵举世闻名的“哭墙”下。原来,在所罗门死后344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撤率领他的铁骑攻陷了耶路撒冷。他们用一把火烧毁了壮丽的大神殿,从此,繁华一时的耶路撒冷,就变成了一片被烧焦了的废墟。后代的犹太人,把遍地的乱石重新拾起,在原地砌成了一堵墙,并在此地重建了第二圣殿。岂料,数百年后,第二圣殿又被罗马人一把火烧毁,而留下来的,就仅仅是这一堵墙。犹太人年年月月到此地缅怀过去,禁不住悲从中来,便个个放声痛哭,因而,这堵墙便又被名为“哭墙”。
  我们伫立在这堵“哭墙”的面前,凝视着那一块块历尽沧桑的古老岩石,我忽然觉得,这岩石是一本本厚重的历史书,它不仅记录了犹太民族那沉甸甸的数千年苦难史,而在它的背后,也还记录了,那大神殿里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个经典的法律故事。
  的确,从古到今,犹太人都是一个极其杰出的天才民族。但平心而论,在造成了这个民族数千年惨剧的种种因素里面,难道,除了“上天不公”这4个字之外,就完全没有一点需要以色列人自我反省的地方?讲实话,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从犹太人的始祖阿伯拉罕捣毁
  了别人的神像、与别的种族、宗教不共戴天及愤而出走乌尔城的偏激行为中,从那一刻开始,冥冥中,不就早已注定了这个民族4000年坎坷而悲惨的流浪命运?虽然,后代的犹太人中,代有摩西、大卫、所罗门、耶稣、爱因斯坦、马克思等伟人辈出,但“天妒英才”,积重难返,这个民族却始终摆脱不了那一种由性格决定的命运。今日,为了避免这命运的悲剧重演,为了各个民族包括犹太民族自身的自由和幸福,也为了让耶路撒冷真正变为一座“和平之城”,以色列人,是否应该开始研究一下——与各种不同文化、宗教、种族的共存之道?
  当然,这些,都已是我们法律之旅的题外话了。
  选载耶稣蒙难:改变历史的世纪之审
  “一次不公正裁判的罪恶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污染的只是水流,而枉法裁判污染的却是水源。”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语录
  耶稣蒙难:改变历史的世纪之审
  当我们回首世界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兴亡会像罗马帝国的兴亡那样,表现出一种与法律的盛衰如此密切的息息相关的关系。
  早在罗马立国的初期,罗马的公民们,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曾普遍地对公民的权利、对法律的正义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这种尊法守法的传统,一直延续了差不多700年。但后来,当罗马帝国的疆土急剧扩张、膨胀后,当大量的金钱财富与奴隶美女滚滚流入罗马后,罗马社会便开始急剧地腐败了——不敬神、不守法,只迷恋权力与金钱。社会既已失去了原有的公平观念和法治精神,又先天地缺少一种倡导一个神圣使命的宗教信仰,那么,在一个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暴富时代里,罗马政府,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像昔日的“法治”
  那样有效地规范着罗马人、团结着罗马人、领导着罗马及罗马占领下的社会的健康成长?
  如果没有,那这个表面强盛而内部却不知所谓的庞大帝国,就只有坐着等死。今时今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都已开始相信: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其败亡的原因之一,或多或少,都可能是由一桩极端残忍和不公平、不正义的审判而引起的。
  而那场不公正审判的受难者,却有一个在全球妇孺皆知的响亮名字——耶稣。在这一节里,我们的世界法律之旅又会重返地中海东岸的耶路撒冷。在公元前后,这里
  曾被划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饱受过罗马铁蹄数百年的蹂躏,而那宗传说中的“审判耶稣”的故事,就像一个巨大而痛苦的烙印,深深地烙刻在这块土地上。
  从以色列最大的古里安机场乘车向东南方行驶约40分钟之后,我们的眼前,便出现了这座圣城的身影。对于我们来说,耶路撒冷并不陌生,早在寻觅“所罗门的智慧”的时候,我们便已经来过此地。这座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城海拔有800多米,远远望去,就像犹地亚山巅之上的一片宫殿。车抵旧城,仰望着古城墙上那一排排箭垛,我们不禁想起了北京、南京和西安的城墙。
  从雅法门这条新旧城区之间最重要的通道进入旧城,只见城内狭窄而拥挤的街道上,穿着各式民族服装的行人摩肩接踵。纵横交错的小巷,残旧的店铺住宅,这一切,都令人产生出一种回到了“天方夜谭”时代的感觉。
  说起来,“审判耶稣”这件案子,本来也并不是什么大案子。传说在公元30年,在罗马大军占领时期,有一位自称为“先知”的犹太青年耶稣,带着12个门徒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到处演说,宣传一种“上帝是所有民族共同的上帝”的新的犹太教教义。所到之处,这位“救世主”处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信徒的队伍如滚雪球般不断扩大。这件事,终于引起了犹太教的大祭司们——法利赛人的忌恨,于是,他们决定借罗马人之手,除掉这颗眼中钉。
  在耶城内的锡安山上,一条幽深古朴的深巷中,有一家同样古旧的旅店,据说,这里就是2000年前耶稣与他的十二门徒在犹太教“逾越节”的前夜,共进“最后的晚餐”的地方。
  据说当时,在这一间不大而简陋的房间里,点起了两支蜡烛,中间一条长桌上,摆满了烤羊肉、甜饼和几瓶葡萄酒。“逾越节”的起源,是为纪念犹太人的民族英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越过红海、逃出埃及的故事,在这个纪念日,犹太人家家都要吃一种未经发酵的甜饼。
  据说当时,耶稣将一块甜饼,平均地分成十二份,然后逐一地把甜饼放入他十二门徒的口中(这在后来便成为了基督教的“领圣餐”仪式)。但接着下来,耶稣却突然用一个悲伤的声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将把我出卖给敌人!”当时,众门徒吓了一大跳:“是谁?是谁?”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名叫犹大的门徒此刻在紧捏着自己的钱袋,那里面装着30个银币,那是法利赛人给这个叛徒的赏钱。
  当晚,犹大果然给罗马士兵发出了暗号,里应外合,逮捕了耶稣。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耶城郊外、橄榄山麓的朱斯马尼教堂。这里据说是当年的罗马总督府所在地,也是传说中耶稣受审判的地方。教堂的中央,有一个大花园和8棵浓绿的橄榄树,不知耶稣当年受审时,是否也曾见过这样美丽的风景?在罗马总督彼拉德将军的座前,一场在后来深刻地改变了历史的世纪之审开始了。
  审判一开始,原告方就喋喋不休地向罗马总督控告耶稣的渎神和叛国两大“罪行”,如:耶稣自称是“犹太人之王”。耶稣说“上帝是不分种族贵贱,一律给予平等慈爱的和平博爱之神,它是人类真正的救世主”,等等,是公然藐视罗马占领军的权威。但罗马总督彼拉德听了半天,发现这只是一场犹太人内部的宗教教义之争,而根本就找不到半点“叛国、颠覆政府”的罪由。
  于是,彼拉德问耶稣:“你是犹太人之王吗?”“你说得对”。这是耶稣惟一的回答。在此后,无论罗马总督再询问什么,他都一概沉默,拒绝回答。
  开句玩笑说,这大概是世界法律史上“沉默权”最早的起源了。
  彼拉德真的是很惊讶,因为,很少有被告人能在法庭上抱这种傲然的态度。最后,他忍耐着不快,宣布了判决:“对此人施行10下鞭刑,然后予以释放。”
  但台下的法利赛人却大声地起哄,纷纷叫嚣:“处死他!用石头砸死他!”罗马总督的心中明白,根据罗马帝国的法律,眼前这个人是完全无罪的。但是,这班法利赛人却是罗马占领军在以色列“以犹治犹”的骨干人物。是维护罗马法律的公平正义?还是维护罗马帝国的统治利益?彼拉德沉吟半晌,最后选择了后者。他命令罗马士兵:“拿一碗清水来”。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他郑重地、一点一点地洗净了双手,然后,他再次宣判:“对于这个人的流血,我是清白的。你们看着办吧。”
  一个千古不闻、荒诞不经和不可思议的法庭判决:“你们看着办吧”。
  于是,一出悲壮的“耶稣蒙难记”便开始在耶城上演了。耶稣先是被剥光了衣服,施行了一场凶残的鞭打。然后,遍体鳞伤的耶稣,头上被戴上一顶荆棘编成的皇冠,背上捆绑着一个粗大的十字架,十字架上,用工整的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写着:“这个人叫耶稣。他是“犹太人之王”。在5名凶恶的罗马士兵的押解下,沿着眼前这条长长的小路——“悲哀之路”(viadolorosa),艰难曲折地向各各他高地攀登。一路上,他昏倒过10多次,斑斑血迹,染红了这条几公里长的“苦难路”。黄昏时候,耶稣终于爬到了山顶上,此时,天地死寂,这场悲剧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幕。
  巨大的十字架被高高地矗立起来,四根大铁钉被罗马士兵钉进了耶稣的四肢——这是罗马帝国发明的一种最残忍的死刑方式。全身上下血肉模糊的耶稣痛昏了几次,但他始终紧咬牙关,一声不吭,而山上山下,众多围观者却早已是哭声震天。当太阳收尽最后一线余晖时耶稣挣扎着抬起头来,高声呼唤道:“主呵!带走我的灵魂吧。”然后,头一垂,便魂归天国,时年36岁。
  一个罗马士兵走上前来,拔出一把长剑,对着耶稣的心窝猛扎下去,完成了这死刑的最后一个步骤。随着长剑拔出,耶稣的鲜血直涌,染红了耶路撒冷的土地……
  一个无罪的人,却被法庭无耻地出卖了并暧昧地宣布为有罪及受尽酷刑,但他却毫无怨言地,为真正有罪的人背负起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并用自己的鲜血,来为全人类赎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但这又是一种何等伟大的胸怀!
  这宗千古奇冤,却使耶稣马上成为了全世界的圣人,也成为了地中海三岸万万千千被罗马帝国压迫侮辱的人民共同敬仰的“救世主”。应该再一次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史学界对历史上是否实有耶稣其人还基本上存怀疑态度。他们普遍相信,耶稣只是一个在传说中被虚
  构出来的人物。但无可怀疑的是,正是从这些传说中,才产生了一个世界性的新宗教——基
  督教(在拉丁文中,“基督”一词为“救世主”的意思)。400年后,那些从世界各地像潮水一样涌来的“蛮族”中,有许多就是打着基督教的十字架旗号杀入了罗马。此后,古罗马宏伟的建筑被蛮族烧成了一片废墟,而废墟之上,重新崛起的,却是一座座十字架高耸入云的基督教教堂。
  可以说,不是耶稣造就了基督教,而是罗马人造就了耶稣!一场不公正的审判,却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面貌与进程!这一切,倒是当年的罗马总督彼拉德所始料不及的。
  公元35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母亲希拉娜太后巡游耶路撒冷时,发现了耶稣的刑场和墓地,为弥补罗马帝国这个300年前犯下的重大错误,她下令在此地建立一座“圣墓教堂”,(又称“复活教堂”)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殉道者。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传说中的耶稣早就已经“复活”,而罗马帝国,却已经注定是风雨飘摇、返魂无术了。
  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太过悲伤了的缘故吧,今时今日,世界各地的人民却用欢乐的圣诞节来纪念耶稣。每年的12月25日前后,圣诞树、圣诞花、圣诞歌、“圣诞老人”的霓虹灯饰、尖红帽就风靡全球。甚至连我们中国的大小超市、百货商店里,都有许多职员扮成圣诞老人的模样,在商店门前的马路上向过往行人大派礼物。想不到一场不公正的审判,竟然会在这2000年来,令圣诞老人的魅力没法挡!
  但“不公正的审判”,我们却真心地希望,在这世界上永远不再出现,无论它发生在哪一个国家。
  选载《大宪章》:温莎堡草地上的羊皮纸
  “法律高于国王之上,连国王也不得违反!”
  ——13世纪英国《大宪章》的精神
  《大宪章》:温莎堡草地上的羊皮纸
  离开意大利,我们法律之旅下一站的目标便是英国。这个大西洋上的小小岛国,历史上,却是现代世界许多重要的法律理论和制度产生的一个源头。
  此刻,我们正倚立在一艘海轮的舷边,挥手告别了法国北部着名的敦刻尔克海港,向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伦三岛驶去。1940年5月2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联军曾有40万人,被德军的“闪电战”紧紧包围在这欧陆边缘的弹丸小镇。可能是“英吉利”这名字取的实在是太好了的缘故吧,当时海峡两岸,真的是天佑女皇,连续数日,天降大雾,令德军无法发动总攻击。而英国则趁机调集了全国大小船只,连续七天七夜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营救。直至6月4日,浓雾散去,海峡上空,阳光灿烂,德军的飞机大炮坦克才得以一齐向这小镇狂轰。3万多名守卫官兵顷刻间全部灰飞烟灭,而36万被困英军,则早已安然撤回英国,只是在码头上,丢下了遍地的轻重武器堆积如山。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说来也巧,今天刚好就正是6月4日,刚好就是那场“敦刻尔克大撤退”的60周年纪念日。仰望着英吉利海峡上的蓝天浮云,遥想着60年前这海面上千帆抢渡、炮火连天的悲壮场面,有一刻,我几乎忘记了我们今日要去英国干什么。
  好了,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我们的英国之行这一站,第一个目标,便是去考察伦敦附近的温莎堡。因为这座草色青青的美丽古堡,是全世界、全人类第一部宪法的发源地。
  温莎堡,位于伦敦西北30公里处的泰晤士河畔。这里地势高峻,周围环绕着大片碧绿如茵的绿草地和片片茂密的森林。这座拥有众多巍峨宫殿、风景如画的庞大古堡群,屈指算来,已经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了。近几年来,这座童话世界般的“王城”已大部分对公众开放,并成为了英国一个着名的旅游胜地。我们来此,无心寻觅当今女王幼年时代的“绿野仙踪”,也更没空听导游津津有味地讲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温莎公爵(即爱德华八世)的风流韵事。我们只是随大流走马观花地游览了一下“滑铁卢大厅”和圣乔治教堂后,便走出了那座气势雄伟的大石门,来到了古堡门外不远处的一片青草地上。
  这片看来普普通通的绿草地上,近800年前,却上演过一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场面。
  说起来,往事如烟。1215年6月15日清晨,一阵阵急骤的马蹄声惊醒了温莎堡。几十个英国贵族身带佩剑,来到此地,齐齐聚集在我们现在站立的这一片青草地上。他们聚集在此地的目的,原来是要向一贯专横而粗暴的国王约翰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国王保证:从今以后,遵守法律,不得再侵犯这些贵族们的这个权利和那个权利。他们的随从和一大队铁甲骑兵们则隐伏在附近茂密的树林里,时刻准备着,万一,这场与国王“说法”的谈判一旦破裂,就全军出动,向会场冲锋。
  以武装叛乱来反对国王,这在封建时代岂非是滔天的死罪?但“不自由,毋宁死”。这一小批意志坚定的人,在这片绿草地上为国王准备了一个小帐篷和宝座,还有一卷写在羊皮纸上的请愿书。当然,还有密林里隐伏着的几千把军刀。
  在紧张的静默和等待中,连太阳也不安地躲在阴云里。终于,上午9时左右,温莎堡方向出现了一支小马队。人们逐渐看清了是约翰国王、教皇使节、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一小队卫士。国王一行在绿草地上漫不经心地下了马,然后,一个贵族代表迎上前去,简要地说了几句话,并向国王献上那一小卷羊皮纸。
  约翰王展开那卷羊皮纸,大略地浏览了一下,只见上面写着:“国王在没有征得贵族同意时,不可随意收取赋税,也不能任意向臣民勒索财款……”,“不经同等身份的人的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的审判,国王不得将任何人逮捕囚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施加任何刑罚折磨……”,还有许多鸡毛蒜皮的“不得这样、不得那样”。最后的一条,令约翰王皱了皱眉头,这一条写着:“假如国王违背诺言,贵族则有权拿起武器驱除暴君……全国人民都应站在起义者这一边”,等等。
  据说当时,短暂的静默,短暂的肃穆,这片绿草地上的空气严峻得似乎要凝住。之后,出乎意料地,国王竟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并将这卷羊皮纸——“贵族权利纲领”转给了他的大法官。然后,国王不失尊严地离开了这片绿草地,返回了温莎堡。
  四天后,以这卷羊皮纸为蓝本、经大法官们修饰敲定的“英国人民自由契约”——《大宪章》诞生了,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宪法的雏形诞生了。
  一场伟大的请愿,诞生了一部伟大的法律。在后来的岁月里,迄今还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的这卷羊皮纸,其内里基本的内容,已逐渐发展成为英国全部关于人民的自由、平等、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法律制度最初的基石,也逐渐发展成了英国宪法和法治传统的基本支柱,这倒是当天批准了这份文件的约翰国王,以及全体参与了请愿的贵族们所远没有预料得到的事。
  我们暂且撇开宪章中琐碎的内容不谈,而来研究一下这场“羊皮纸事件”本身,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在13世纪的英国,贵族们并不懂得,也不关心人民大众的自由权利和议会的民主,但他们却坚信着一条光辉的原则,这原则就是:法律高于国王之上,连国王也不得违反!
  国王也要受法律的约束?这是咱们中国5000年来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国王从来都是至高无上的“天之骄子”——天子。皇帝手操对天下万民生杀予夺的一切大权,法律只是他手上用来惩罚人民的一件工具。中国人民除身受比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惨重得多的压迫之外,对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民”可以有什么权利、应得到什么权利,可以说,是自古以来,便一概不知。而对待秦始皇、约翰王之类的暴君,中国人一般都只知道这两种方法:一就是“逆来顺受”,忍受、忍受、再忍受;二就是忍无可忍之时便群起而“zaofan”,把那家伙一刀杀掉,把他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再随便弄个刘三、李二出来当皇帝。而从来就没有人想过:要用法律去约束皇帝。因此,在中国,5000年来,社会矛盾的解决,从来就只有一种激烈破坏的**,而从来就没有一条中间的和理性的道路可走。
  但英国人就不同了。据说,英国人最自豪的便是他们的“自由”。他们个个都自称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free-bornenglishmen),就像我们人人都自称是炎黄子孙一样。但自由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来保障,因此,英国人对专制暴君的斗争,一般地,总是不愿简单地把他推翻,而总是想在保住他的王权、保住一个国家的稳定的情况下,去争取臣民自己最多的权利和最大的自由。温莎堡草地上的那卷羊皮纸,便正是英国这种民族传统的一个最好写照,这传统就是——通过诉诸法律的方式,来确定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君主与人民要互相尊重对方的权利,但谁也不准“越位”,以避免社会陷入一种急剧**,来求得一种社会的和平、经济的进步与民族的团结。当年的约翰王很懂得适时妥协,而当年的贵族与人民,亦很懂得适当的退让。于是,法律在英国,便日渐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东西,君主与人民,大都懂得“依法”来自我克制。传统得以延续,历史更没有割断。所以,今日的英国,尽管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山河却依旧青葱,国家依然会有女王、有贵族,女王依然能保有王室华丽的马车和庄严的皇宫古堡,而人民,却享有一种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自由和安宁的生活。
  今日游客来到温莎堡,有人欣赏风景的美丽,有人惊叹王室的奢华,有人只看到大英帝国的衰落,有人在嘲笑英国革命的“不彻底”。而对第四种人,我只想建议他:先生,你不妨走出温莎堡的墙外,去欣赏一下那片——碧绿了一千年的青草地。
  选载贝克街游记:不死的福尔摩斯
  “任何使人类社会生活不诚实、不完满的社会条件,都是足以引起犯罪的社会因素。”
  ——19世纪意大利法学家恩里克·菲利《犯罪社会学》
  贝克街游记:不死的福尔摩斯
  世界上有一个人,像耶稣与圣诞老人一样,是纯属被人们虚构出来的,而且,他也像耶稣与圣诞老人一样,被世人寄托了很多的崇拜、热爱和希望。以至在100多年前,他连“死”都不得安生,被公众的狂热迫着要再次“复活”。他的故事,被全球各国拍成了211部电影,他的名字,在百年间可说是响彻全球。直至今天,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依然还活跃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里,还拿着个放大镜,到处去侦查罪犯的行踪……说到这里,已不消再说,你一定会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就叫福尔摩斯。
  我们现在就正站在英国伦敦老城区的中心、一条繁华热闹的大街——贝克街221号b座的门前,站在那个塑有福尔摩斯头像的椭圆形门牌下,向你们讲述着这个世界伟大的“侦探之王”的神话。
  说实话,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个神探,只不过是苏格兰医生柯南·道尔在他一系列侦探小说里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我们的世界法律之旅,与其说是对福尔摩斯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对柯南·道尔更感兴趣。所以,早在来游览贝克街之前,我们便先驱车去了一趟爱丁堡,因为爱丁堡,才是这位伟大的侦探小说先驱者——柯南·道尔的故乡。
  苏格兰东部的名城爱丁堡,素有英国“北方的雅典”之称。这座古城的绿阴之下,到处都矗立着一座座希腊式的古老建筑,而“城堡岩”山麓的旧城风光,更是几乎与雅典的卫城一模一样的翻版。此地历史上,曾涌现过一大批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沃尔特·司考脱等等杰出的文化学术名人。漫步在林荫匝地、塔尖高耸的司考脱纪念碑下,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优雅的文化气息。
  1859年,柯南·道尔就诞生在这座古城里,长大后,就在这座着名的爱丁堡大学里学医,并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当过随船医生,又到伦敦开过诊所,但由于当医生收入实在太过微薄,柯南·道尔便开始转向小说写作。谁知这一转,便使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887年,柯南·道尔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在这部精彩的小说中,福尔摩斯的形象首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这部小说里面,柯南·道尔广博的医学知识大派了用场。一炮而红以后,他又接连写了许多篇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如《四签名》、《巴斯克维尔庄园的猎犬》等等。不仅名声大振,收入颇丰,而且,《猎犬》一书出版后,他更被英王室册封为爵士。写小说,居然可以写出个“爵士”头衔,这真是这个高大俊朗、留着一撇威严的英式小胡子的苏格兰医生,当年所远远没有预料得到的。
  在柯南·道尔的笔下,福尔摩斯是一个研究犯罪学的专家——他年龄大约在30—40岁左右,永远穿戴得像个大学生。他的标准形象就是任何时候都叼着个大烟斗和手持放大镜,仔细地勘察着犯罪的现场。在他创作这个角色时,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光辉成就如电力、电器、内燃机、电报、电话等新发明,令那时的英国人豪情万丈。那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的一切难题。而在司法界,侦查犯罪、获得证据,却基本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刑讯逼供、酷刑恐吓等古老手段上。柯南·道尔怀着一种“知识就是力量”的人文主义激情,塑造出福尔摩斯这位与时俱进的、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疑难犯罪案件的高手,不仅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在客观上,也有力地推动了当时英国刑侦司法活动的科学化。漫步在爱丁堡大学的林荫道上,我们在心底里默默地,向这位现代法庭科学的先驱者致敬。
  说起来也真有趣,尽管柯南·道尔写侦探小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对自己的成功却
  很不以为然。他真正的梦想,是要当一名历史小说家。因此,1893年,他曾狠狠心,在《最后的难题》一书里让福尔摩斯死去。岂料,痴迷的英国读者们竟然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个噩耗,成千上万的伦敦警察、工人、市民们情绪激动地上街集会,浩浩荡荡的人们抬着棺材,在贝克街221号门前游行,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福尔摩斯,复活!”的口号。这种情景,让柯南·道尔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他不得不让福尔摩斯在下一个故事里面又一次“起死回生”。
  上个世纪20年代,有个美国医生误以为福尔摩斯是个真人,便不远万里地来到伦敦,找到车水马龙的贝克街那幢钉有221号b座的门牌下。谁知,贝克街除了一个镶有福尔摩斯头像的门牌之外,便什么也没有。今天游客想参观福尔摩斯的“故居”,便应该去附近的另一条街——诺森布兰德大街10号的一家小酒店。由于这家酒店是建在柯南·道尔小说里的一个破案现场上,于是,英国的侦探迷们便把它改建成一家福尔摩斯的博物馆。走进小酒店的大厅,只见大厅的一角,完全布置成与柯南·道尔笔下所描述的“贝克街221号b”——福尔摩斯住宅的场景一模一样:全套古色古香的维多利亚时代家具,放大镜放置在壁炉上,壁炉旁边,是福尔摩斯研究分析各种犯罪证据的化学试验设备。这里还成立了一家“福尔摩斯公司”,专门负责管理这家博物馆和开展一个叫“贝克街顾问俱乐部”的活动。这个俱乐部规定所有参加的成员都必须是男性,凡是懂得一个福尔摩斯故事里的暗语,就有资格加入并登记成为会员。因此,这个俱乐部的门前,经常聚集了一大群女福尔摩斯迷在集会示威,抗议该俱乐部的“性别歧视”及要求“男女平等”。我女儿余君慧也是一个小福尔摩斯迷,如果她此刻置身此地,我想她也一定会愤愤不平地加入人群,高呼口号,表示抗议。
  除了“男女不平等”之外,这家俱乐部其实办得还是很不错的。他们经常开展关于福尔摩斯破案科学的知识竞赛,竞赛中的优胜者,会被授予“贝克街顾问侦探”的荣誉称号。有趣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加入过这个俱乐部,据说,他还认认真真地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福尔摩斯的祖先是一个美国人。
  在今日的世界上,福尔摩斯还真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世界各地的读者们都仿效“贝克街”,成立了许多福尔摩斯的俱乐部。福尔摩斯的形象,从书店海报登上舞台,步入银幕,甚至还出现在时装表演的t形台上,百年以来,长盛不衰。据说,1987年,在“福尔摩斯诞辰100周年”之时,世界各地的影迷们曾蜂拥而来伦敦,各种不同性别、不同肤色、不同种族、操不同语言的人们,都无一例外地头戴各式各样的双舌呢子帽、披深灰色斗篷、嘴叼大烟斗、手持放大镜,云集贝克街,来纪念他们心目中的这一位平民英雄,来寻找一回自己的英雄梦。那种壮观的盛大场景,想起来也令人动容。
  从这些福尔摩斯迷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公民参与法治、推动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伟大动力和热情。
  临走前,在这家“福尔摩斯”公司里,我们还见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小姐,她的职责就是专门处理每年从世界各地像雪片般寄来给福尔摩斯的信件。她热情地展示这些信件的原件给我们看,有些是从英国各地寄来的,有些是从德国、法国,最多的是美国。这些信封上都写着:“mistersherlockholmes
  london
  england
  221bbakerstreet”。在这些热情洋溢的来信中,人们向这位“holmes”先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人问他最近身体健康如何和婚姻的状况,有人向他请教破案的灵感,有人请他发表对墨西哥禁毒问题的看法,竟然还有人会向他报告——他发现了拉登在阿富汗的行踪!
  用一位名作家的名言来说就是:在世人的心目中,这位神勇的大侦探,显然是长生不死。
  法学链接
  西方刑侦科学的历史,最早虽然可追溯到18世纪的中期,但走上有方法、成体系的正轨,应该是从柯南·道尔爵士“用放大镜仔细勘查现场”的创意才真正开始。100年以后,福尔摩斯在世界各国的同行们已经在使用紫外灯、激光、光谱仪、中子活化分析仪、电子扫描显微镜、计算机软件、血液分析、dna检测等现代手段,来进行更科学更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时移世易,有些东西却永恒不变,福尔摩斯的放大镜,仍然是现代刑侦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选载伏尔泰故事:“欧洲的良心”
  “每一位公民,都应有一种受到平等关心和尊重的权利。”
  ——当代美国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
  伏尔泰故事:“欧洲的良心”
  如果说,法国人与英国人一样地热爱自由,我相信这句话人人都会同意。但英国人争取自由的方式是靠“改革、渐进和法治”,而很遗憾,法国人却花了将近200年才能学到这一点。曾经有人很挖苦地说过:在争取自由的问题上,高卢雄鸡们只懂得一件事,那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敲响警钟、**、“革命”和热血沸腾。
  但历史上那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其最初的种子,却又是由英国人播下的。英国有个着名的法官约翰·洛克,曾写过一本法理学的名着:《政府论》。他在这本书里写道:“人类天生是自由的、平等的和独立的。人人都享有这些由上天赋予的、不可让与和不可侵犯的人权。”他这句“天赋人权”的口号一出,便如暴风雨般刮遍了大西洋两岸。在美洲,它激起了那场惊天动地的美国独立战争,孕育出了一个“美利坚合众国”;而在欧洲,它引发了一场为“自由平等”而战的法国大革命;200年后,这句话更由孙中山传到了中国,惊醒了我们这头古老的东方睡狮。
  现在,我们的世界法律之旅就正被一阵好风吹送着,从英伦三岛吹返了欧洲的法国。在这个“自由女神”的故乡,去继续追寻那些遥远的法律故事。在法国,我们的首个拜访地,不是巴黎,也不是马赛,而是法国东部与瑞士交界的一个小山村——图尔奈。这个小镇虽然很小,但它所处的地方,却正是在那座素有“欧洲之魂”之称的阿尔卑斯山的山麓下。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座古朴的庄园,庄园里曾栖息过一个被称为“欧洲的良心”的伟人,这个人,就叫伏尔泰。
  在那场震动了半个地球的法国大革命风暴来临之前,在法兰西大地上传播洛克的“天赋人权”民主法治学说的,是三个最着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伏尔泰教导“自由”,卢梭鼓吹“民主”,而孟德斯鸠则阐述“法的精神”。如果要给这法兰西的“自由三剑客”树个墓碑的话,我个人的建议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应用纯白色的大理石,因为他们曾全力引导人类要走向“自由、公正和法治”。而卢梭呢,则正如前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墓碑一样,要一半用白色,一半用黑色,来揭示他的学说之中,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模糊的一面。而历史的经验多次证明:从模糊的地带里,最容易滋生出邪恶。
  好了,卢梭的故事我们暂且不提,现在,我们就站在了一幢古老的庄园的门前。这庄园黑色的大铁门上镶嵌着一个银盘,银盘上刻有“图尔奈伯爵”家族古老的纹章。银盘下还钉着一个小铜牌,铜牌上简简单单地写着一行字“伏尔泰(voltaire)之宅”。
  走进庄园的大门,只见一条长长的花径,一直绕到屋后翠绿的小山坡上。到处是青葱茂密的树木,粗大的常春藤爬满了古老的红砖塔楼。向东面远眺,前面是瑞士连绵无际、千峰壁立的阿尔卑斯白云。向东南方望,天气好时,可清晰地望见那座位于法意边境的、海拔4807米的“欧洲屋脊”——终年白雪皑皑的勃朗峰。湖光山色,蓝天白云,在这个童话世界般的仙境里,怪不得伏尔泰曾经说过:他晚年时,曾在此地“渡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伏尔泰出生于一个法国的贵族之家,31岁时就以文才而名满天下。他创作的戏剧经常在宫廷内的剧场上演,他出版的诗集常常被人们抢购一空。欧洲许多国王都是他的朋友,但他却从20岁起,便不停地、尖锐辛辣地批评天主教会和君主专制,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伟大思想。法王路易十五对他是又气又恨,但又以能与他坐在一起高谈艺术和哲学为荣。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帝王们却很少有这样的雅兴和雅量,所以,我们中国5000年来便从来只有“富豪”而从无“贵族”。但欧洲的君主和贵族们就不同了,伏尔泰一生之中,曾两次因言论获罪而被路易十五关入巴士底狱。当他几次被判决逐出巴黎城外、到处流浪时,各地的贵族城堡却都热烈地欢迎他的光临。在他64岁之时,他花重金买下了这座边境的庄园,个中原因主要是:假如再有什么风吹草动、一旦再有什么“文字狱”的话,他随时一抬腿,就可以溜入那个以“自由”而着称的国度——瑞士。
  一直到今天为止,伏尔泰都是以一个文学家、思想家而名世。而学术界也似乎没有什么人会把他看作是一个法学家。但隐居这座庄园的三年后,一宗发生在法国南部的骇人听闻的大冤案,却似一颗巨石,使伏尔泰的“快乐时光”激起了千重浪,而在此后的17年里,也使伏尔泰,从世人眼中一个优哉游哉的“自由骑士”,变成一个风尘仆仆地为法律正义而战的“大律师”或“人大代表”。
  这宗冤案的故事大致上是这样的——
  1761年,法国南部的图鲁兹小城法院,作出了一宗残忍的死刑判决。被判决的死囚名叫卡斯拉,是一个有6个儿女的普通商人和新教徒。当时,与罗马天主教徒在英国受尽迫害相反,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