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_全文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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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斯托姆·詹姆斯
  在十三岁生日那天安妮·弗朗克收到的礼物中最让她高兴的是一本硬皮笔记本,于是她开始在上面写日记;在此之前她从未尝试过写作,它来得那么自然,一如幼鸟的初啼。全凭着纯稚的兴趣,她开始津津有味地谈论起自己,谈论她的朋友,学校的考试,那位年老的数学教师,还有哈里,那个令人愉快的十六岁的小伙子,对他初萌的羞怯的私情。在这些最早的段落里她俨然是个家教良好反应机敏的孩子,一切从她嘴里出来都显得那么轻松,让人很难再记得这孩子已经生活在完全不正常的环境里了。可这是1942年6月的阿姆斯特丹,她的父母是1933年从德国移居此地的德裔犹太人。安妮必须佩戴那颗huangse的大卫星,她不能坐电车,不能进电影院,不能骑自行车,八点钟后不能坐在花园里------所有这些恼人的规定在她周围织起了一张无形的网。但这并没有难为到她;凭着一个孩子毫不费力的耐心,凭着那股曾令她的老师们干着急的活泼劲,她接受了这一切。她实在是迷人,竟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要去了解这一切------这一切,宛如晴朗的日子一般令她着迷,欣喜。即便身临险境她也几乎完全是个孩子:就在她过完生日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久悬的厄运终于降临,一家人必须要在听从盖世太保的招降公告和躲起来之间作出选择,安妮收拾的第一件随身物品就是她的日记------还有她的卷发筒和学校课本。
  几个月来她父亲都一直在准备藏身的地方------一幢旧楼里的两层内室,曾经是他公司的办公室,现在公司交给了两个荷兰人打理,正是凭着他们的勇气和忠诚的友谊弗朗克一家才得以暂时躲过纳粹的搜捕。这些荷兰的老式房子里有些是增建有密室的,面朝花园或天井,而且可以封闭起来与外面隔绝。如今安妮,她的十六岁的姐姐玛格特和她们的父母就在这里避难,成了逃避追捕的猎物,深藏在不见天日的洞穴里;几天后另一家人也加入进来,凡·达恩夫妇和她们不满十六岁的儿子彼得,再后来又添了一位名叫杜塞尔的牙医。他们从此得终日提心吊胆,轻言慎行。对于一个生机勃勃的小姑娘来说,这样的日子本来是要比大白天逼她上床睡觉更难熬的。再加上两家子人在如此令人紧张和烦躁的景况下被强行扯到一起,无异于原本已艰难的处境雪上加霜。
  那么在漫长的无法活动的静默中她都干些什么呢?读书,读那些体贴的荷兰朋友们不断捎来的书;还有就是写日记,把她想对一个亲密的朋友讲述的一切都写进去,真希望她确曾有过那么一位朋友呵。她的天性中就含着希望。每当她特别喜爱某个作家时,她便决心将来要让她自己的孩子也读他的书;她总是怀着无限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为自己的平安、健康和这世界的美丽结束她的祷告:上帝决不会放弃她,对此她深信不疑。即便偶尔想到有一天她真的可能会孤身一人,这念头有如一丝寒意掠过她脑海,她还是相信未来许诺给自己的一定是爱情和幸福。接着盟军反攻的日子来临,她想,或许到了秋天,她便可以告别这座充满死寂和饥饿的囚牢重返校园。
  确实,在秋天来临之前她真的离开了那里,但去的是一处集中营。1944年8月4日,盖世太保的魔爪终于伸到了他们身上。人们后来在盖世太保留下的狼藉中发现了安妮那本珍爱的日记,并把它交给了她的荷兰朋友们。
  就在那之前整整四个月的时候,她写道:"我想活下去,即使在我死后。"那一刻她显然不曾指望自己的日记能令她纤弱的身影在人们的记忆里停留得稍稍长久一些。真实的情形是,在她消失之前她根本就没有时间留下任何其它的印迹。可是对于我们,一个何等鲜明的形象,笑盈盈地,从那些屠夫们肮脏的手却不屑毁灭的纸页中朝我们走来,这又是何等的幸运。如今,那扇曾经藏匿她的门早已关闭,那个曾经以她无法扼制的欢快惹得那位老教师因为上课讲话而罚她写一篇题为"话匣子"的作文的小姑娘也已淹没在无痕的岁月里,可那深藏于一个孩子的天性中的欢快、活泼和生机,却日久弥深:透过一扇阁楼的窗户她凝望一片蓝色的天空,光秃秃的树,一只海鸥令人目眩的翻飞,她遐想着极乐的那一刻,到那时,她一定会自由自在地看着这一切景象,那就是她坚信上帝要人们做的事情;她拒绝绝望,一次又一次,凭着某种超凡的优雅和仁慈,她深信日益临近她的是美好,是欢乐,是继续长大和学习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她那被自己称作"不讲理的欢快"的想象力如泉水般淹没时时萦绕她心头的恐惧和紧张的急流。我很想帮帮你,她总对彼得说。可你一直在帮我呀,他告诉她,"用你的欢快。"
  我们初遇这位姑娘的真实存在是当她以其孩子般朦胧的意识刚刚开始轻触她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的那一刻。由此一步,又一步,我们慢慢靠近她纤弱的身体,感受它每一次的轻颤和复归平息。我们仿佛亲眼注视着这个生性热情的孩子,每天她睁开眼睛,看到的是囚牢的四壁,还要忍受来自四个大人的压力,沦为他们神经质般的焦躁和训诫唯一宣泄的对象。她当然不会轻易驯服;她倔强,正是凭着全然孩子气的骄傲她毫不费力,浑然不觉地洞穿了成人们一厢情愿地要求还是这个热烈而善良的孩子乖巧和讨人喜欢的企图。
  凭着惊人的澄明,而且毫无造作之气,她试图分析她自己及其同伴的本性。在此迫人的氛围中她快速成长,太快了,她用心体会着在她周围日渐深沉的恍惚和沉寂,甚至能逐渐意识到一点故意的虚伪应该能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但她没有那么做。相反,她将解救之道引向自己的内心,求助于某种从容,某种半温柔,半漠然,而又绝非孩子气的耐心。是的,她正在学习人类所有课程中最艰难的一课------超然的分离。她确信,尽管她年少,但她绝不会向自己的生命妥协。与此同时,在她灵魂的最幽深处有个声音一直在告诫她,她就要死了,但她知道,生命所要求的是一种满含欢欣的勇气,她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她有她的信仰,她有心中的爱情。还不到十五岁,她便能写到:"我感觉到我是个女人,一个具有道德的力量和勇气的女人。"
  那段记忆,降临于她的一次梦境中,是关于她孩提时爱慕的一个叫彼得的人的,这一记忆在她心中勾唤出了有关成熟的朦胧影像,并以其豆蔻年华的清新和单纯日益丰满着它自身的形态。这个梦预示着她对彼得·凡·达恩的新的情意。正是在她记述的两个年轻的囚徒间日益滋长的爱情故事里,我们能最清晰地领略到她持久的纯真。这是她最闪光的品质------这种纯真,这种蕴含在一颗敏感而明彻的心灵里的纯洁。牢不可破的简单的叙述风格又使之成为美和真的奇迹。初见时她曾以为他是个乏味又愚蠢的家伙。可没过多久,一年半吧,甚至还没等到她做的那个有关另一个彼得的温柔致极的梦,他们俩,带着羞怯的微笑,更近地走到了一起。他,她想,也是孤单的。没有任何的匆忙和急促,好像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段等着她亲手去创造的漫长生活,慢慢的,所有亲昵的姿态次第展开,她学会了向他倾诉:她记录下他对她的一句赞美,并因此而喜悦,还有,以一贯的平静和简单,记录下当他们像两个一直在玩耍的孩子般相互纠缠片刻时给自己的感官留下的点滴撞击。
  然而即使和他在一起她的澄明也没有离开过她:她不对他的软弱和无礼、他的心智的贫乏作判断,但她禁不住要洞明这一切。
  她谦虚而有抱负。读她的日记,我们很快便能确信她当有此抱负的权力。她是个天生的作家;她有能力直接而生动地勾勒出几间毫无舒适的房间,及其间的氛围和气味;夜间连续数小时的恐怖;八个人同处一室的场景,所有的描绘都带着一种活泼而又漫不经心的从容------看似芜杂的表象,其实她捕捉到的是藏于声音和姿态下面的图景。动人的正是这漫不经心的从容。在这些场景中,这位未来的小说家带着宽容的信心从容地朝我们走来。那位分享她的房间的牙医杜塞尔先生的怪癖,她那位善良、敏感而聪明的父亲的魅力,她说话带刺而没有耐心的母亲,她的姐姐的好,好激动易生气的凡·达恩一家------她全部以一个孩子不妥协的锐利来看待,并总是揉以一个成年人才会具有的公正和怜悯之心。对于风云莫测的日子在她心中激起的模糊的情感,对于在她体内弥漫的春之倦怠,对于自己和别人一起被禁闭在为密布的阴霾所笼罩的蛋丸一隅的感受,对这一切她总能找到最贴切而又动人的词语。
  但这里没有刻意的经营,没有炫耀,一点都没有,没有演戏,即便面对的就是自己,即便那角色就是为她而设,也丝毫没有那种强作躲避臆想中的残酷的所谓的灵童身上特有的无病呻吟和装腔作势。她的澄明,她的卓越的观察力,即使当她把目光投向她自己的时候也不曾背弃过她。她没有虚荣,没有忸怩的姿态。她就是坦率,纯真和神志清明的化身。她了解自己的聪明和幼稚,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姑娘,对自己毫无把握,所以对抗来自长辈们的压力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装傻------可在背后,她还是她自己,继续探寻深藏内心的真切感受。就好象知道时日不多必须抓紧,她一路狂奔。如果说一个在学校里就以其欢快的性格受人欢迎的孩子在无人赞许的环境中学会了处事之道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她竟能为此清晰地洞明必须自我更新的迫切需求实在匪夷所思。她能秉持某种超然的理解和沉着忠实地记录自己的内心争斗,愤恨,绝望,直至后来要对自己负责的确信,好象这一切都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似的,还有面对巨大的考验------爸爸妈妈不理解我------表现出来的冷静,她将之握在手中,反复掂量,并最终平静地将它搁在它本应该在的位置上。目睹这个孩子,这个年少的女子,走得如此远,展露得如此丰富,在仅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实在是一段令人振奋而又自惭形秽的体验。正如日记的最后一篇清楚地显示的那样,她甚至知道还要走多远才能最终驾驭自己。
  那她到底走了多远?她死于1945年3月柏根-贝尔松的集中营里,荷兰解放前两个月,本该属于她的十六岁生日前三个月。
  让我们暂时克制一下自己的情感吧------哑然无语吗------那该是最终在我们心里激起的感受,只要我们想一想,就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一边是科学家和发明家们惊人的成就,一边是这些为人类建造的巨型tusha室,让我们再想一想,对于安妮·弗朗克的为数不少的人类同胞们来说,把她送进其中的一间曾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哑然无语。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感到哑然无语就够了吗------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之后,在我们发现一个原本似乎高度文明的民族竟能发明一种如此凶残的技术之后,我们便开始昏昏然把集中营当作一件普通的历史事实来看待,一如其它的事实;而德国人自己似乎也很容易忘记,就在若干年前,他们在干什么。这就够了吗?一切只能如此了吗------或者,企图将所有的罪责都一股脑地砸向某个民族或党派并溜之大吉就完事了吗?错了,这无济于事。甚至那个孩子,安妮·弗朗克都明白这一点。是人类制造了贝尔松。他们在那里所做的是人类在其内心深处可以做的,只要他们有此意愿。所以问题不该是: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而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是什么力量驱使今天的人们为至今仍存在于俄罗斯和欧洲其它地区的集中营找到正义的?简言之,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个人要如此蔑视他的同胞,以至于让他确信一个犹太人或一个政治上的对手,就应该,就必须,被如同蛆虫般对待并被彻底扑杀呢?
  驱动他的是一种信条。人类很早就学会了如何让某种信条封堵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样他们便能无视受难者的痛苦而专心致力于折磨。再没有比为此目的的信条塑造得更好的了,在人类看来,它正是历史得以完结的工具,带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并且在今日我们的手中再次高扬。人类的存在就是要为历史的目的效力------而这一目的对训练有素的精英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这些特权人物深谙历史的逻辑所要求的是什么;所以任意切割和雕琢活生生的人类素材便自然成了他们的权力和义务。他们有权牺牲一代人,两代人,为了他们所效力的未来。以快刀斩乱麻的心态应对困难重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样的施政形态是不可能温和而彬彬有礼的。除此杀戮的一面------希特勒对犹太人恶魔般的仇恨------甚至连同德国的集中营统统构成了那个国家的经济的一部分。然而,德国精英阶层对待历史必然性的观点错了:他们以为自己曾经见识过这种观点;但实际上他们没见过,而且被打败了。那么,面对某个精英阶层在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面前充当残酷的天意的代言人,为此辩护的前提必当是:历史的终极意义不能被歪曲和滥用。
  果真如此吗?真的能那么肯定吗,在凶残之后,在万千的死难之后,真的必将有幸福,人类的精神之花必将重新绽放吗?这样的终极是否真的可以被预告?是否真的只要统治者够精明,够无情,人类就最终可以被塑造成刚好"合乎历史"的模样呢?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个人就其自身而言就什么都不是,他除了作为消极地感受历史进程的工具之外毫无意义。多么荒唐和乏味!真要是可以被预告的话,那进程必得被关闭,而那些精英们必定会说:在我们即将开创的境遇中,一个人必将有能力在他能找到他自己的历史中的那个点上完善他自己,实践他的存在的一切需求和渴望。可是,如果人心的需求永无止境,那么这进程就不是关闭的,也不是可以被预告的,那么那种坚持此是的虚妄又是多么可悲和可叹阿。
  人类的理性足以为任何形式的残忍辩护,只要它能证明这残忍是必须的,是某一特定进程中的一部分,是堂皇的逻辑中不可缺失的一个项------并由此以及其余。我们曾经满怀骄傲地论及我们的理性,并视之为人性的证明和光荣。我或轻如鸿毛,但我能思考。我们如今知道我们的理性无所不能。为什么德国人要致这个可爱聪慧的好孩子于死地呢?因为他们深信他们有这个权力,毁灭她,他们便朝他们既定的目标,朝他们决意要实现的未来向前又推进了一步。最终,我们对我们的理智和我们的启蒙的骄傲必须被置于历史的天平上来称量,而天平的另一端正是那个被我们强大的理智抹杀的孩子。在饥饿和悲惨中,在柏根-贝尔松,安妮·弗朗克走了,走进了一座千万人累起的坟茔,随之带走的是每一项精妙的理智的构想,正是这些构想令其臣民们去折磨和杀戮,鞠躬尽瘁,只为一个妄想。
  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这个孩子在她自己身上耕耘不辍,含着泪水,耐心和欢乐,凭着一付敏锐的心智的全部精力和崇善的意志。她教会了自己幸福和饱含真诚的信念的微笑。带着全部的恭敬,我们能够------真的能吗?------相信这微笑,这意味无边的微笑,即便在贝尔松,即便当她再也无力抗拒失去上帝的人类的虚妄时,也不曾失去过。
  "我希望能对你吐露我全部的心思,这样的事以前我从没有对别人做过;我还希望对于我,你是无限的支持和安慰。"
  ------安妮·弗朗克,1942年6月12日《日记》
  1942年6月14日,星期天
  6月12日星期五那天,我六点就醒了,不奇怪呀,那天是我生日。可那么早我当然是不准起来的,所以我只好憋着自己的好奇心直到七点差一刻。然后我再也忍不住了,就跑到餐厅,结果在那儿受到莫蒂(猫)的热烈欢迎。
  七点刚过我就去找妈妈和爸爸,再去客厅打开我的礼物。我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你",可能是所有礼物中最漂亮的吧。桌子上还有一束玫瑰花,一株草和几枝芍药,白天还收到了更多。
  妈妈和爸爸给了我一大堆东西,朋友们把我宠坏了。我还收到了一付"暗箱"--一种集体玩具,许多糖果、巧克力,一套字谜环,一枚胸花,约瑟夫·考恩写的《尼德兰人故事集》,《雏菊的山中假日》(一本特别神奇的书),还有一些钱。现在我能买《希腊罗马神话》了--太棒了!
  然后丽茨来找我一块儿去上学。课间我请每个人吃了甜饼干,然后大家只好接着上课。
  现在我要停笔了。再见,我们会是最要好的朋友的!
  1942年6月15日,星期一
  星期天下午我开了生日聚会。我们放了一部电影《守灯塔的人》,同学们都喜欢极了。我们过得很开心。来了好多男孩和女孩。妈妈老想知道我会嫁给谁。她可别想猜到的是彼得·韦瑟尔;有一天我好不容易瞒过了她,脸不红心不跳。好多年了,丽茨·古森斯和桑妮·豪特曼一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后来我在犹太中等教育学校①认识了尤碧·德·瓦尔。我们常在一起,现在她是我最好的女朋友。丽茨跟另一个女孩更要好;桑妮转学了,她在那里又交了新朋友。
  ①一般接受11-19岁的学生就学。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
  我有好几天没写了,因为我想先考虑考虑我的日记。象我这样的人写日记是有点怪;不光我以前从没写过,再说在我看来,不光我,换了随便哪个人,谁又会对一个十三岁的小女生敞开的心扉感兴趣哩。不过那又怎么样呢?我就是想写,更要紧的是,我就是想把埋在心底的那么多东西统统吐出来。
  俗话说"纸比人更耐心";我是在一天有点伤感的时候又想起这句话的。我当时手托下巴呆坐着,觉得无聊极了,浑身软绵绵的,甚至都想不好到底是该出去还是在家里呆着。没错,纸一定是最有耐心的,再说我也不打算把这本硬皮笔记本拿给人看,它可是有了骄傲的名字,叫"日记"呵,谁也不给看,除非我能找到真正的朋友,不管男的还是女的。现在我总算彻底想清楚了,我开始写日记的原因是:我还没有一个象它一样真正的朋友。
  我想再讲清楚一点,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会觉得自己在世上很孤单。。事实也不是这样呵。我有亲爱的父母和一个十六岁的姐姐。我认识大概三十个可以算作朋友的人,我有一大串男朋友,都很想让我看他们一眼,看不成,就只好在班上用镜子偷偷地看我。我有好多亲戚,姨、姑、叔叔、舅舅,他们也都对我好。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呵--看上去我似乎什么都不缺。可我的朋友们也都是这样,无非打打闹闹,再也没什么了。我从来就没有让自己说过任何离谱的事情,大家似乎就没办法走得更近一些,这才是最恼人的。也许我信心不足,太悲观了,可无论怎样,事实如此,根深蒂固,我看来是无能为力了。
  所以,才有了这日记。我要用我的心灵之眼增添这位期待已久的朋友的魅力,我不想象大多数人那样流水帐似地在日记里记下一大堆无聊的事情,我想让这本日记成为我的朋友,我该叫这个朋友姬迪。一旦我突然开口对姬迪说话,谁也不晓得我到底在说什么,所以,虽然还有些不情愿,我还是要开始用简洁的文字描述我的人生。
  我爸爸娶我妈妈的时候36岁,妈妈25岁。我姐姐玛格特1926年出生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接着是我,1929年6月12日。因为是犹太人,我们1933年移居到荷兰,我爸爸被任命为特拉维斯n.v.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和在同一幢楼里的科伦公司关系密切,我爸爸是他们的合伙人。
  不过我们家的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全都因为希特勒的反犹法遭了殃,生活充满艰辛和焦虑。1938年大清洗过后,我的两个舅舅(我妈妈的兄弟)逃去了美国,我年迈的祖母来到我身边,当时她73岁。1940年5月过后,幸福的时光一下子溜走了:先是打仗,然后投降协定,接着德国人来了。我们犹太人的苦难从这时才真正开始。各种反犹法令瞬时间接踵而至。犹太人必须戴huangse的大卫星,犹太人必须上缴他们的自行车,犹太人禁止乘电车,不准开车。犹太人只能在三点到五点之间去店里买东西,而且只能在挂有"犹太商店"招牌的店里买。犹太人到了八点必须进屋,过了这个点就连在自己的花园里坐一坐都不行。犹太人禁止去剧院、电影院和其它娱乐场所。犹太人不得参加公开的体育活动,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及其它运动场地一律不得入内。犹太人还不能看望信基督教的人。犹太人必须去犹太学校上学。还有无数类似的严格规定。
  所以,我们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可生活照样延续。尤碧老对我说:"做什么都提心吊胆的,搞不好哪件事情就是禁止的。"我们的自由被严格限制了。不过这一切还可以忍受。
  外婆于1942年1月过世了。大家永远不会知道在我心中她还活着,我还是那么深爱着她。
  1934年我进了蒙特索里幼儿园上学,一直念到六年级;到了第二学期,只好跟k夫人说再见了。我们都哭了,真让人难过。1941年,我和我姐姐玛格特进了犹太中等学校,她上四年级,我一年级。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家四人一切平安,我也在此一直待到今天。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迪,
  我要说个痛快了。此时四周非常安静,爸爸妈妈出去了,玛格特也和她的朋友打乒乓球去了。
  最近我也一直在打乒乓球。我们打乒乓球的人就特别喜欢吃冰淇淋,特别是到了夏天,打热了,我们最后总要去光顾就近的冰淇淋店的,"德尔菲"啦、"梅西斯"啦,那里是可以让犹太人去的。真恨自己搞不到更多的零花钱。"绿洲"里通常挤满了人,随处都是我们自己圈子里的人,我们总是想着法子挑个好心的先生或男友,好让我们把一个星期能吃的冰淇淋都一下子吞下去。
  就我这个年纪来谈论男朋友的事情我想你一定会很吃惊的吧。可你晓得吗,在我们学校要想闭口不提简直就不可能。只要一个男孩问我可不可以和我一起骑车回家,我们就聊上了,十次有九次我都能肯定他立刻就会神魂颠倒地爱上我的,而且看不见我就活不下去。当然了,如果我毫不理睬那些热切的目光,骑着车只顾自己一个劲地往前踩,过一阵子就肯定会冷下来的。
  要是聊着聊着,开始往"那方面"靠了,我就会偷偷地把自行车故意一歪,我的书包就掉到地上了,趁着他准备下车帮我捡起来那功夫,我已经把话题扯开了。
  这些还都是最单纯的男孩;有时你会碰到一些朝你打飞吻或想要捞你胳膊的家伙,那他们肯定是敲错门了。我会从车上下来,拒绝和他们继续结伴同行;要么就装着生气了,用毫不含糊的话让他们把手拿开。
  就这样了,我们友谊的基础已经奠定,直到永远。
  你的,安妮。
  1942年6月21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迪,
  我们b1全班都在发抖:因为老师们就要开大会了。大家都在猜测谁会升级,谁会留级。
  我和梅爱朴·德·容实在受不了坐在我们后面的韦姆和雅克那两个可笑的家伙。他们根本无心谈谈假期怎么过,从早到晚一直都在打赌"你肯定升"、"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就算梅爱朴求他们安静一下。我突然发火也堵不上他们的嘴。
  要我说呵,全班四分之一的人还得原地不动:总会有那么一些笨鸟的,不过老师可是世上最捉摸不透的人,要是这回阴差阳错让哪个笨鸟撞了好运也说不准。
  我对自己和我的女朋友们都不担心,不管怎样我们都会闯过去的,虽然对数学我还不敢太肯定。总之我们只能耐心等候。等到结果出来我们再一起欢呼胜利吧。
  我跟我所有的老师相处得都很好,一共九个,七个男老师、两个女老师。开普托先生,就是那个年纪大的数学老师,很久以来一直对我很头疼,因为我太喜欢讲话了。于是我被罚以"话匣子"为题写篇作文。话匣子!这能让人写什么呢?不过我还是先把这个题目记在笔记本上了,心想,回头再来对付它,暂且装得很镇定。
  那天晚上,当我把其他家庭作业做完后,我的目光落在了笔记本上的那个题目上。我一边啃着水笔头一边琢磨,要想胡弄些废话上去谁不可以哩,把字写得大大的,字之间空得开开的,可难就难在怎么来充分证明讲话的必要性。我想呵想呵,突然灵光一现,洋洋洒洒三页纸,舒服透了。我的论点是讲话是女性的特质,我当然愿意尽全力克制,不过永远也别想治好我,因为我妈妈和我一样爱讲话,可能比我还厉害,你能拿遗传的性格怎么样呢?开普托先生看了我的作文哈哈大笑,可当我下一节课照旧滔滔不绝的时候,又一篇作文来了。这回是"不可救药的话匣子"。我又把这篇作文交上去了,结果整整两节课开普托没发过一句牢骚。可是第三次课上他再也憋不住了。"为了惩罚安妮上课讲话,她要写篇作文题目是'呱呱呱,鸭嘴太太叽喳喳'。"全班哄堂大笑。我也只好跟着笑,可心里在担心这个题目我实在是才思枯竭了。总得想点别的东西,想点绝对有创意的东西。算我走运,我的朋友桑妮诗写得好,答应帮我整篇作文用诗来写。我快活地蹦了起来。开普托本想用这个可笑的题目让我出洋相,我当奋力还击,也让他成为全班的笑柄。诗写好了,简直是完美。讲的是一只鸭妈妈和一只天鹅爸爸带着三只小鸭子的故事。因为小鸭子太爱讲话了,最后全被爸爸用嘴巴啄死了。多亏开普托看出这是闹着玩的,结果他给全班大声朗读了那首诗,大加赞赏,后来还给好多其他班的同学念了。
  从此以后开普托上课让我讲话了,也不再给我布置额外的作业,其实他一直就没有把它当真过。
  你的,安妮。
  1942年6月24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迪,
  天气热死人了,我们都快给烤化了,可这么热到哪儿我也只能步行。我现在才真正晓得电车有多好了;可那是犹太人禁止享用的奢侈品--骑两条腿的马对我们来说已经够好了。昨天午饭时间我去让·卢肯施塔特看牙医。从我们学校所在的斯塔德斯蒂默图宁到那里有好长一段路;下午上课的时候我都快睡着了。那个牙医的助手很好心给我喝了一杯水--她是个好人。
  渡船我们是可以乘的,也就这点好处了。有一条从约瑟夫·以色列斯卡德来的小船,那上面的船夫只要我们要求总会立刻同意载我们。我们过得如此悲惨不能怪荷兰人。
  我真希望自己不用去上学,因为我的自行车在复活节那几天被人偷了,爸爸已经把妈妈的那一辆送到一户基督教人家保管。不过谢天谢地,马上就要放假了,再过一个多星期痛苦就到头了。昨天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我正从车棚边上过,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叫我。我转过身,认出是头一天晚上在我的女友伊娃家碰到的那个漂亮的男孩。他害羞地朝我走过来,介绍自己叫哈里·戈德伯格。我有点意外,也不知道他想怎么样,好在没让我等多久,他就问我能不能让他陪我上学。"只要你答应什么都听我的就可以,"我是这么回答的,于是我们就一起走了。哈里十六岁,会讲好多好玩的故事。今天早晨他又在等我了,我希望从此他一直都愿意。
  你的,安妮。
  1942年6月30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迪,
  直到今天我才有功夫给你写信。星期四一整天我都和朋友们在一起。星期五我们家来了客人,就这样一直拖到今天。一个星期里我和哈里彼此了解了很多,他跟我讲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他是一个人来荷兰的,现在和他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他父母在比利时。
  哈里有个女朋友叫范妮。我也认识她,是个十分柔顺感觉迟钝的家伙。现在他遇到了我,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不过陶醉于范妮的外表。我看来是兴奋剂,把他一下子给激醒了。你看我们都有各自的用处,时不时脑子也会犯点晕乎。
  尤碧星期六晚上在这儿睡的,但她星期天去了丽茨家,我无聊透了。哈里本来晚上是要来的,可他下午6点来了电话。我接的电话;他说,"我是哈里·戈德伯格,请问我能跟安妮讲话吗?"
  "你好,哈里,我是安妮呀。"
  "嘿安妮,你怎么样?"
  "好极了,多谢。"
  "真不好意思今晚我不能来,可我很想跟你讲讲话;要是我十分钟以后过来,可以吗?"
  "可以呀,好吧,再见!"
  "再见,我马上过来见你。"
  放下话筒。
  我迅速换了另一条连衣裙,稍稍收拾了一下头发。然后我便紧张地站在窗边看着他。终于我看见他来了。真奇怪我没有马上冲下去;而是耐心地等着他按门铃。然后我下楼,门一开,他刚好和我扑个满怀。"安妮,我奶奶说你年纪还太小,不适合经常和我外出,还说我应该去勒斯家,不过你可能晓得我以后是不会再约范妮出去了!"
  "不,怎么回事儿,你们吵架了?"
  "没有,怎么会哩。我跟范妮讲了我们不合适,所以以后最好别再一起外出了,但我们家永远欢迎她,我也希望她家永远欢迎我。是这样的,我原以为范妮一直在和另一个男孩约会,所以我也以牙还牙。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我叔叔说让我跟范妮道歉,可我怎么会想做那样的事情哩,所以现在我和她全了解了。太复杂了,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理由。我奶奶希望我跟范妮而不是和你在一起,但我不愿意呵;老年人难免总会有这么些可怕的旧观念,我可不能同流合污。我需要我的爷爷奶奶,但话说回来他们也需要我呵。从今往后每个星期三晚上我都会有空。按道理我是该去上木刻课的,好让我爷爷奶奶开心,可实际上我去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聚会。我知道自己不该这么做,因为我爷爷奶奶特别反感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当然怎么也算不上一个狂热分子,不过我有那种倾向,而且觉得挺有意思。可最近那里变得一团糟,我打算退出来,所以接下来这个星期三就是我最后一次了。这样的话我就能在星期三晚上,星期六下午,星期天下午见到你了,说不定还有更多时间。"
  "可是你的爷爷奶奶反对呀,你总不能背着他们来吧!"
  "真爱自有出路。"
  后来我们经过街角的那家书店,彼得·韦瑟尔跟另外两个男孩站在那儿;他跟我打了声招呼--这是他好多年来头一次跟我讲话,我真的很高兴。
  我和哈里走呵,走呵,到头来就是我要在明天晚上七点差五分在他家房子前面跟他碰头。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3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迪,
  哈里昨天到我家来见到了我父母。我预先买好了一块奶油蛋糕、点心、茶和花式饼干,蛮铺张的哩,可哈里和我都觉得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太闷了,所以我们就出去散步了,等到他把我送回家已经八点过十分了。爸爸非常着急,说我不长脑子,因为犹太人过了八点还在外头是很危险的,我只好答应以后八点差十分一定回家。
  明天他要邀请我去他家。我女友尤碧老是拿哈里来逗我。说实话我还没有热恋上谁,噢,不行,我当然可以有男性朋友--这谁也别想多什么嘴--不过唯一的男友,或者用妈妈的说法,情人,那可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哈里有天晚上去看伊娃,她跟我讲她问他,"你最喜欢谁,范妮还是安妮?"他说:"这跟你没关系!"但他临走的时候(整晚他们后来也没再一起聊过了)突然来了一句,"听着,是安妮,回见了,别跟别人讲。"说完就跟阵风一样溜了。
  很显然哈里已经爱上了我,换换口味也挺好玩的吧。玛格特肯定会说,"哈里是个体面的小伙子。"我同意,但他不止这些。妈妈是赞不绝口:漂亮的男孩,懂事儿的男孩,可爱的男孩。全家人都接受他我当然高兴。他也喜欢他们,不过他觉得我的那些女朋友都太幼稚了--说得挺有道理的。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5日,星期天早晨
  亲爱的姬迪,
  上周五在犹太剧院我们的考试结果公布了。真是再好不过了,成绩单上没有一点丢人的东西。只有一门课是良,代数5分,两门课6分,其余全都是7分或8分。这成绩家里人当然是满意的,只是对于分数的问题我父母跟大多数人的看法很不一样。只要我健康,快乐,他们对成绩的好坏毫不在意,还有就是要我知廉耻;其余的一切则顺其自然。我自己可不这么想。我不想做差学生;本来我是完全可以在蒙特索里中学读七年级的,可是却进了犹太中等学校。当我们得知所有犹太孩子都得上犹太学校念书的时候,经过一番劝说校长才有条件地接受了我和丽茨。他希望我们努力学习,我也不想让他失望。我姐姐玛格特的成绩也拿到了,总是那么优秀。要是学校有的话,她肯定会以优等生的荣誉毕业的,她脑瓜子太好用了。爸爸最近常待在家里,因为生意上没什么事儿可做;觉得自己多余的滋味肯定遭透了。库菲尔斯先生接管了特拉维斯,克莱勒先生则接管科伦公司。前两天当我们在自己的小院子里散步的时候,爸爸第一次跟我讲起我们得躲起来的事情。我问他为什么非要这么早就谈这些事情。"好孩子,安妮,"他说,"你知道的,一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在陆陆续续地把我们的食物、衣服和家具搬到别人家里去。我们不想让自己的东西给德国人拿走,当然我们也不想自投他们的罗网。所以我们自己得先隐姓埋名,而不是等到他们来抓我们。"
  "不过爸爸,那会是什么时候呢?"他说话时样子很严肃,我害怕极了。
  "用不着你们来操心,我们会把一切安排好的。抓紧时间享受你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吧。"就说了这么多。天呐,但愿这些阴森森的话里讲的那个日子还远在天边哩!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8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迪,
  从星期天到现在时间好象一下子过去了好多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整个世界好象一下子都翻转了。但我还活着,姬迪,这是最要紧的,爸爸这么说。
  是的,我确实还活着,但别问在哪儿,怎么活。你肯定摸不着头脑,那就让我从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跟你讲起吧。
  三点钟(哈里刚走,不过稍后又回来了)有人按前门门铃。我当时正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的走廊里读书,所以没听见门铃声。稍后,玛格特一脸激动的样子出现在厨房门口。"党卫队给爸爸送来了招集令,"她低声说道,"妈妈已经去见凡·达恩先生了。"(凡·达恩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公司同事。)我十分震惊,招集令?谁都晓得那是什么意思。我脑子里立刻闪现出集中营和阴森森的牢房的画面--我们会让他受此恶运吗?"他当然不会去的,"玛格特说得很肯定,一边和我一起等着。"妈妈去找凡·达恩家商量我们要不要明天就搬到藏身的地方去。凡·达恩一家会和我们一起走,所以总共会有七个人。"沉默。我们都说不出什么话了,心里惦着爸爸,也不知道究竟怎么样了,他当时正在乔德赛·恩瓦利德(犹太福利院)探望老人;也在等妈妈,炎热加上心头的悬疑,一切使我们充满了畏惧而又沉默不语。
  突然门铃响了。"这是哈里,"我说。"别开门。"玛格特拦住我,紧接着听到妈妈和凡·达恩先生一边下楼一边跟哈里说话的声音,我们这才松了口气,接着他们进来了,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每次门铃响,我和玛格特都会轻轻地猫着身子看是不是爸爸,别人谁也不开门。
  后来玛格特和我被支出了房间。凡·达恩想和妈妈单独谈谈。当我们俩单独待在卧室里的时候,玛格特告诉我招集令不是发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这下我就更害怕了,并哭了起来。玛格特十六岁;难道他们真地要把这种年纪的姑娘单独带走吗?感谢老天爷她不会去的,妈妈亲口这么讲的;爸爸跟我谈到我们要躲起来的时候也一定就是这个意思。
  躲起来--往哪躲呢?是个小镇还是乡下?是大房子?还是小农舍?什么时候?怎么走?在哪里······
  我知道这都是些不允许问的问题,可我的脑子怎么也赶不走它们。玛格特和我开始把一些最要紧的东西往一个书包里装。我放进去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本日记,然后是卷发筒、手帕、课本、梳子、过去的信;我收拾着这一件件最奇妙的东西,心里想着我们就要去躲起来了。但我不难过,对我来说回忆比漂亮的衣服更重要。
  五点钟爸爸终于到了,我们打电话给库菲尔斯先生问他晚上是否能过来一趟。凡·达恩出去找梅爱朴。梅爱朴从1933年以来就一直和爸爸共事,已经是老朋友了,他的新婚丈夫亨克也一样。梅爱朴用她的包装了一些鞋子、外套、大衣、内衣和袜子走了,并答应说晚上会再来的。接着寂静降临整幢房子;大家谁也没心思吃东西,天还不热,一切都显得特别怪异。我们把楼上的一间大屋子租给了一个叫古德施密特的先生住,他是个三十几岁离了婚的人。可偏偏在这个特别的晚上他好像特别闲,要是不动粗我们简直就赶不走他;他一直赖到十点钟。十一点梅爱朴和亨克·凡·森腾到了。同样,又一批鞋子、袜子、书和里面的衣服被塞进了梅爱朴的包和亨克的深口袋里。十一点半他们再次消失。我已经困死了,尽管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晚上睡在我自己的床上了,但我还是倒头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妈妈叫醒我。幸亏天气没有星期天那么热;热乎乎的雨下了一整天。我们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好象马上要去北极似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尽可能随身多带走一些衣服。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想不到我们会拎着满满一箱子衣服出门的。我身上穿了两件背心、三条扎口短裤、一件上衣,外面再套上一条裙子、一件夹克、一件夏季风衣,还有两双袜子、一双系带的鞋子、毛线帽、围巾,还有哩;还没动身我就快闷死了,但谁也没说什么。
  玛格特把她的课本塞进书包里,骑上自行车紧跟在梅爱朴后头消失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们那个秘密的藏身地在哪里。七点半我们身后的门关上了。莫蒂,我的小猫咪,是唯一跟我道别的生灵。她会跟她的邻居过上好日子的。这都写进了一封留给古德施密特先生的信里。
  厨房里有一磅留给猫的肉,早餐用具都搁在桌子上,床已经被扒得光秃秃的,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我们在狼狈中撤离的印象。但我们已经顾不上印象了,我们一心只想着离开,只想着逃走并安全抵达。明天继续。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9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迪,
  我们就这样走在滂沱大雨里,爸爸,妈妈和我,每人身上都背着一个书包和一个购物袋,里面乱七八糟地塞上了一切能塞的东西,包包鼓得都要裂开了。
  赶去上班的人们向我们投来同情的目光。你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为自己不能搭我们一程感到多么难过;那颗鲜艳的huangse的星星诉说着一切(注:为了把他们同其他人区分开,德国人强迫所有犹太人必须在显目的位置佩戴一颗huangse的大角星。)
  一直到走在路上了,爸爸妈妈才零零星星地跟我讲起我们的计划。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尽可能多地把能搬动的家具杂物及生活必需品搬到我们藏匿的地方,我们自己原定是在7月16日以前搬完的,好把用于藏身的一切都准备充足了。可计划不得不因为招集令而提前十天,这样我们新的住地就还没有完全收拾妥当,但也只能随遇而安了。藏身的地方就在爸爸办公的那幢大楼里,外人是很难理解的,不过我稍后会解释。爸爸手下的工作人员并不多:克莱勒先生,库菲尔斯,梅爱朴,爱丽沃森,一个二十三岁的打字员,这些人都知道我们的到来。沃森先生,就是爱丽的爸爸,和两个小伙子在仓库工作;他们尚不知情。
  我来说说这幢大楼吧。底层有个大储藏室作仓库用。大屋的前门紧挨着储藏室的门,进了前门是一小截过道通向楼梯(a)。楼梯顶部还有一扇门,门上镶着毛玻璃,玻璃上写有黑色的"办公室"字样。这就是最大的那间主办公室,很大,很亮,东西很齐全。爱丽、梅爱朴和库菲尔斯先生白天就在这儿上班。一间昏暗的小房间,里面有保险箱、衣橱和一个大立柜,由此通向一间小一点的、也有点昏暗的办公室。过去克莱勒先生和凡·达恩先生